蒙古人姓氏人名文化变迁

一 东部蒙古语

中国蒙古语，根据其受汉语影响的深浅程度，大体可区分牧区-半农半牧区蒙古语和农区蒙古语两个部分。牧区-半农半牧区蒙古语主要分布于东西走向的内蒙古的北部和中部以及新疆、青海蒙古族居住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而农区蒙古语则主要分布在沿长城以北蒙古族居住的农区，而以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南端、通辽市全境和兴安盟全境以及东北三省蒙古人的语言为主。

因为农区蒙古语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西部，故可称其为东部蒙古语，包括科尔沁土语和喀喇沁-土默特土语。科尔沁土语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通辽市和兴安盟。除此之外，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居民的语言也属于该土语。喀喇沁-土默特土语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通辽市库伦旗；辽宁省建平县、建昌县、凌源县、朝阳县、北票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河北省平泉县等地。其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使用状况比较好，而其它地区的蒙古语基本处于濒危状态。比如，喀喇沁旗13万蒙古人中会说蒙古语的不到5000人。东部蒙古语人口众多，通辽市140万蒙古人，兴安盟70万蒙古人，这210万蒙古人是东部蒙古语主要使用者，而且基本都在使用蒙古语。加上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其他地方，中国东部蒙古语总人口约有260万以上，占中国蒙古族总人口的45%。东部蒙古语是一种蒙汉混合式语言，他已经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大蒙古语方言。

二 蒙古人姓氏人名文化传统

纵览蒙古人取名文化脉络，可以总结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蒙古人姓氏人名的构成式

世界上的诸民族都有姓氏人名制度，至少是自氏族社会以来传承下来的区分标记法。其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可以归结为有限的几个主要方面。主要有以所属国家、地区名称和居住地名、封地为姓，以爵位、官职、称号为姓，以从事的职业或者技能为姓等等。蒙古人的姓氏也不例外，其姓氏人名制大体如下。

1 “人名＋绰号（称号）” 形式

古代蒙古人和现代蒙古人一样，一般人名中不带姓氏，只用人名，人名采用“人名＋绰号（称号）” 形式。据《蒙古秘史》等13世纪文献记载，当时的蒙古人有着在人名之前后或之后加用某种绰号性质的称呼的习惯。这种增加的部分，虽然不是本人的名字，但与名字结合在一起，具有某种区别和强调的语义，蒙古人的绰号（称号）如同汉族姓氏人名中的号。

1-1 人名前后的附加成分（绰号或称号），有的与本人的特长有关。如qasar（合撒儿）是成吉思汗弟弟，蒙古文献一般称其为jüči qasar（拙赤·合撒儿）或qabutu qasar（合不秃·合撒儿）。其中的“拙赤”和“合不秃”都是绰号，具有“勇猛、力大无比”和“巧、准”之语义，以表示合撒儿非凡的力量和高超的箭术。jüči qasar（拙赤·合撒儿）之意为“杰出的勇士合撒儿” ，qabutu qasar （合不秃·合撒儿）之意为“神箭手合撒儿”。还如成吉思汗另一个弟弟bilgüdei（别勒古歹）因力大无比而被誉为大力士，人们称其为böke bilgüdei（孛豁·别勒古歹），böke（孛豁）就是其称号，意为“大力士”， bilgüdei是其人名。

1-2 人名前后的附加成分（绰号或称号），有的与本人曾从事过的职业有关。如成吉思汗弟弟合赤温，也称合赤温·额勒赤（qačiγun elči），“合赤温”是其人名，“额勒赤”是其称号，也是其职业，意为“使者”。我们从人名制可以知道合赤温（qačiγun）曾出使过的历史事件。

1-3 人名前后的附加成分（绰号或称号），有的与本人在兄弟姐妹当中的长幼排序有关。如成吉思汗最小的叔父答里台也称答里台·斡惕赤斤（daritai otčigin），成吉思汗幼弟贴木格也称贴木格·斡惕赤斤（temüge otčigin）。这些人名中的斡惕赤斤（otčikin）一词是“最小、最幼”之意，来源于古突厥语的ot tekin （一家香火之主），反映着北方游牧民族父辈的遗产由幼子继承的传统。而答里台、贴木格等才是人名。

1-4 人名前后的附加成分（绰号或称号），有的与本人的官位或显赫的地位有关。如朵奔·伯颜（dubun bayan）、察剌孩·领忽（čarqai lingqu）、想昆·必勒格（sengkün bilge）等人名中的伯颜（bayan，富有者）、领忽（ lingqu，令稳）、必勒格（bilge、智者）等是北方游牧部落首领的封号或者官位名称词。

后来的蒙古人对这种名号连用习惯的继承有两个方面。一为，完全遵循人名称号（或绰号）连用习惯，如达日玛·固始（darm-a güüši，国师达日玛，名达日玛，尊号国师）、噶尔丹·布什克图（γaldan bušuqtu，天命帝噶尔丹，名噶尔丹，尊号天命皇帝）、嘎达梅林（γada meiren，梅林嘎达，绰号嘎达，职位梅林）等。到现在，在现实生活中也有qar-a büke （喀拉·布赫，黑脸布赫）、šir-a öljei（沙喇·乌力吉，黄脸乌力吉）、öndör möngke（温都尔·孟克，高个子孟克）、batu čidʒang（巴图旗长）等等按特征、职位等来称呼的习惯。另一为，不再用称号（或绰号），而把这种名号连用制演变为二合词式人名制。古人名称一般多由单词构成，如也速该（yisügei）、贴木真（temüjin）、拔都（batu）、完者笃（öljeitü）等都是蒙古语单词构成的人名。后来蒙古人顺着“人名＋称号（绰号、官位）”的习惯，把人名变成了a+b式的二合词结构，如元顺帝妥欢帖木耳（ toγon-temür，妥欢＋帖木耳）、著名现代诗人、现代蒙古文学奠基人赛音朝克图（sain-čoqtu，赛音＋朝克图）、八国联军时期抗英将领僧格林沁（sengge-rinčin，僧格＋林沁）、17世纪史学家、《黄金史纲》著者罗布桑丹金（lubsangdanjin，罗布桑＋丹金）、清代乾隆年间蒙古卫拉特部首领阿穆尔撒纳（amür-sanaγ-a，阿穆尔＋撒纳）等等人的名字都是由这种二合词形式构成。

现代蒙古人，主要以二合词式人名制为主。当然，蒙古人同时也保留和发展了原有单词式人名制。上世纪后80-90年代蒙古人发生了追随汉族三字式或者二字制姓氏人名制的潮流，虽然没有采用汉族似的姓氏，但把人名选择了三个音节或者两个音节的词语，而且极力企图能够与汉语语音谐音。尤其是追求当在身份证或者户口本上汉文音译时能够具有某种汉语意义。这种情况未能坚持多久，进入21世纪以后，反而时兴起了西方人似的多字人名，又恢复了蒙古人人名的二到多个字的形式。

2 “部落名称＋人名＋称号（或绰号）”形式

早期蒙古人也需要说明氏族、部落区分。因此，常常连用部落名称、人名和称号（或绰号）来描述一个人。比如《蒙古秘史》中所有的描述几乎都是这样。客列亦敦·脱斡邻勒·王罕（kereidün toγoril ung qan，客列亦惕氏人，名为脱斡邻勒，职位和称号为王罕）、幌答歹·察里合·额不干（qongqodadai čarq-a ebügen，幌答歹氏人，名为察里合，号为老人或长老）、翁吉剌歹·德·薛禅（unggiradai dei sečen，翁吉剌歹氏人，名德，号薛禅）等都属于这类形式。也就说，13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已经有了“姓氏＋人名＋称号”的姓氏制度。不过蒙古人没有形成汉族那样的“姓＋名＋号”的俨然整齐的固定体系。

现代人在平常生活中或者身份证以及户口本上，不使用这种“部落名称＋人名＋称号（或绰号）”的形式。蒙古人基本只用人名，而不带姓氏。比如，赛音朝克图（sain-čoqtu，赛音＋朝克图）并非姓赛音、名朝克图，而只是由二合词式制构成的人名而已。不过现代蒙古人的笔名中常常出现“部落名称＋人名”的形式。比如，孛尔只斤·乌云毕力格、巴苏台·哈斯毕力格、浩日拉达泰·斯钦巴特尔、明安特·叶尔达等。另外，蒙古人笔名还采用父子联名制。比如，乌力吉巴图·纳钦（乌·纳钦）、宝音达来·宝音和希格（波·宝音和希格）等。

（二）蒙古人姓氏人名的选定趋向

1 以图腾物名称命名

蒙古人人名词有的以崇尚的图腾名称命名。蒙古人在蒙古汗国之前仍然在突厥语言文化影响之下，所以古代蒙古人人名中存在着不少的突厥语词汇。比如，《蒙古秘史》里就有以突厥语“狼”名称词“böri”命名的人名。语言学家指出，包括孛儿帖·赤那（börte činu-a，成吉思汗始祖）和孛儿帖·兀真（börte üjin，成吉思汗皇后）的名字 以及不里·孛阔（böri böke）、不里（böri）、不里·不勒赤鲁（böri bulčiru）等人名字 中的那些“孛儿、不里”都来源于突厥语“狼”名称词“böri” 。狼是古代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共同图腾之一。又如，蒙哥·可汗（möngke qaγan）的名字蒙哥（möngke）直接用上了长生天名称möngke tengri中的“永久、长生”一词，还有大萨满（böke）贴不·滕格里·阔阔出（teb tengri kököčü）的称号里也用上了长生天名称möngke tengri中的tengri（滕格里，上天）一词。

2 以打败敌人之名称命名

蒙古人名称词还有以打败的敌人名称命名的。比如，蒙古乞颜部(kiyan )首领也速该·把阿秃儿(yisügei baγatur)打败世仇塔塔尔人(tatar)并抓获其首领贴木真·兀格(temüjin üge)回来，时逢夫人生子，为了纪念俘虏贴木真·兀格，也速该·把阿秃儿以敌人贴木真·兀格的名字命名儿子。 因此，未来的成吉思汗就有了贴木真(temüjin)这个名字。

（三）姓氏人名中多语言词汇成分

蒙古人的历史是多民族接触史。其姓氏人名忠实地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不同痕迹。蒙古人人名词在语言来源上经历过，突厥语人名、突厥-蒙古语人名、蒙古-突厥语人名、蒙古语人名、梵藏语人名、梵藏-蒙古语人名、蒙古-梵藏语人名、满洲语人名、满洲-蒙古语人名、蒙古-满洲语人名、汉语姓名等逐次发展的过程。

1 突厥语人名

在《蒙古秘史》里很难找到吻合现代蒙古语词汇的部落名称词和人名词。也就说，13世纪以前蒙古人主要用突厥语人名或者用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已经不存在了的古蒙古语词汇。如阿阑·豁阿（alun qo-a）、阿勒·阿勒屯（al altan）等人名中的al是突厥语颜色词“红” ， 豁阿（ qo-a）、阿勒屯（al altan）至少是现代蒙古语中的词汇，分别为“美丽” 、“金子” 。如果用现代蒙古语翻译此二人名字，应该是“乌兰高娃”和“乌兰阿拉塔” ，而且是很好听的人名。还有，訶额仑·兀真（ökelün üjin）、斡歌歹（ökedai）等人名中的词根öke-来源于突厥语形容词öga-～ökä-（智慧、聪明） ，突厥语öga-～ökä-（智慧、聪明）在蒙古语里变为uqa-（领会、悟性、学文）。用现代蒙古语翻译，ökelün和ökedai就是uqaγaliq（乌哈丽克）、uqaγatai （乌哈泰），汉译为同一个语义“聪明的、智慧的” 。凡突厥和蒙古之间，通过语音音变可恢复的词汇很多。包括姓名在内，都在说明突厥和蒙古的语言文化的共同来源。

2 梵藏语人名

在元廷扶持下，依托忽必烈王朝政教并行政策庇护，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西藏文化，顺利渗透到蒙古族的各个文化领域。在包括人名在内的蒙古人制度文化构成中，西藏文化成分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元朝蒙古人多用蒙古语人名和梵藏语人名，尤其元朝贵族喜欢取梵藏语人名，皇帝就有好几位梵藏语人名者。如，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bada）、英宗硕德八剌（šudbala）和宁宗懿璘质班（rinčinbal）等。蒙古人梵藏语人名多用珠宝、日月、高贵、神佛、狮虎、富有、聪慧等语义名称，企图用这些充满超凡力量的词语来保平安、保护一生顺利，是一种语言魔力信仰现象，是蒙古人古代信仰在元、明、清时期的延续。比如梵语词radna（珍稀宝物）和藏语词raši（吉祥）就是蒙古人常用名字之一。因为蒙古人没有词首辅音r，在使用上发生很多分支，radna（珍稀宝物）一词变为erdeni（额尔德尼，人名，意为宝物，平常也指宝物）、radna（拉德纳，人名，蒙古人不知语义）、ardan-a（阿尔达纳，人名，蒙古人不知语义）、arjan-a（阿尔札纳，人名，蒙古人不知语义）；同样，raši（吉祥）也分别变成raši（拉西，人名，蒙古人不知语义）、araši（阿拉西，人名，蒙古人不知语义）等。很多梵藏语人名的确只是由喇嘛取的名称，人们只重视它的吉利，不重视其语义内容，再说普通百姓和广大下层僧侣都没有梵藏语文知识，因此，那些名字的确是成了地道的区分符号。不过，包括erdeni（额尔德尼，宝物）、čindamuni（千德门，如意）、nandin（南丁，珍贵）等词汇已经完全变成蒙古语词汇，人们察觉不到它们的梵藏来源。

3 满语人名

清代蒙古人，也流行满洲语人名。蒙古人人名中出现过的很多以-ngɣ-a、-ngge和-bu、-bü等结尾的人名，几乎都是满洲语人名借词。蒙古人满洲语人名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刚刚起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成果，也专门涉及这一领域。格·海日汗、波·索德在《蒙古语与蒙古族传统文化》一书中说：“在蒙古人中多见满洲语人名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事情。蒙古族历史名人中出现不少的满洲语人名者，就是佐证。我们从中可以例举著名史学家法式善（faššan，奋勉上进者）、文学家贡讷楚克（göngnečüke，让人羡慕者）、人民起义领袖华连（qualian，和平者）与华列孙（qualiesun，平和者）、著名出版者和翻译家以及制版家特穆和图（temketü，有印记者）、蒙古文化事业家和兴格（kešingge，有福气者）、著名诗人赛冲阿（saičungγ-a，可嘉奖者）和杰出革命家哈丰阿（qapungγ-a，精通者）等人。” 在革命以前，蒙古人满洲语人名者遍及各地，表明了满洲语言文化的影响力。

三汉语影响与蒙古人姓氏人名文化变迁

汉语言文化对蒙古族人名的影响，开始的并不是很早，但其影响力大、范围广，大大超出以往任何时期语言文化的影响。在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大量蒙古族贵族和军人云集大都和其他地方，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蒙古人面对面接触汉族。接受治理国家重任的蒙古族统治者，面对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制度完整的庞大的民族集团，不得不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并且出现一些蒙古人取汉名汉字的现象。蒙古人推崇西藏文化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接受了汉语言文化影响。据《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一书记载“元朝只有90多年的历史，留下名字的散曲家有200多个，少数民族可考者有20几位，约占百分之十以上。” 元朝早期蒙古族汉文作诗诗人已经不少，“诗歌、散曲、杂剧、散文诸体皆备，内容丰富，艺术水平较高。从作者成份看，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胥吏布衣均有作品流传。如元始祖、元文宗、元顺帝、顺帝太子、梁王等人都能用汉文进行创作，留有作品；丞相伯颜、状元泰不华、文士聂镰、公主阿盖的诗歌，各有特色，具有一定艺术水平；萨都剌的诗歌更是达到当时一流的水准；散曲家阿鲁威、童童、杨景贤堪称大家，特别是杨景贤的杂剧创作，数量多、成就大，代表作《西游记》杂剧对后世《西游记》小说成书产生了极大影响。”蒙古人传统名字虽然有“部落名（姓氏）＋人名＋绰号（封号、特征性绰号）”形式，但其内容和方式不同于汉族姓氏。蒙古人没有乳名、字，而且唯有的绰号也完全是别人对本人的称呼，没有汉族似的自号之类。元代早期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家一开始还是取蒙古语人名，后有了字，再后有了号，最后出现汉姓、汉字、汉号。元英宗硕德八剌（šudbala）是入主中原以后的第五代皇帝，从1260年建立元朝算起，到英宗元年（1321）已经是60年了，此时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开始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创作性质，作者也开始使用汉名、汉字、汉号。我们根据云峰《蒙汉文化交流侧面观-蒙古族汉文创作史》（1992年）一书记载，对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家取汉族字、号、姓氏情况进行表格式反映。

蒙古人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家汉姓、字、号一览表

我们从表里读到，蒙古人入主中原半个世纪以后，开始出现蒙古人汉文创作者使用汉式字、号现象。其中，用字者多，用号者也不少，姓名基本用蒙古语，取汉姓者出现于元末明初。因为明代蒙古人集中在蒙古高原，留住中原的数量可观的蒙古人全部汉化，没有留下痕迹。

清代是蒙汉新一轮历史接触的开端，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开始出现汉文创作家们普遍使用汉式字、号，姓氏照样未变，取汉姓者极少，取汉名者多，几乎都有字，大部分有号。

自清末，随汉族移民涌入卓索图盟，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贞等部蒙古人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使用汉语姓氏。

东部农业蒙古人本来的蒙古姓氏和现在的汉姓对照表

上表只不过是蒙古人取汉姓的一般例子而已。整个的东北农区蒙古人都有自己的汉姓。《蒙古贞姓氏与村名考》（1991）一书意义重大，它详细记录和解释蒙古贞地区蒙古人姓氏来源，共搜集149蒙古族汉姓，这些姓氏用了125个汉字。该书的编写人员，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已查明103个汉姓蒙古人姓氏来源，成功复原原有蒙古姓氏。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

蒙古贞地区蒙古人普遍取汉姓汉名，始于20世纪初年，户籍注册、入学等一切手续都要用汉文，当时的地方政府强行施行姓氏汉化政策，尤其是伪满时期更为严重。在强制性压迫下，毫无心理准备的蒙古人，随意取汉姓。因此，有的蒙古人汉姓无规律可循。关于蒙古贞地区蒙古人汉姓来源《蒙古贞姓氏与村名考》一书进行了一些归纳。根据该部著作记载，蒙古贞地区蒙古人汉姓来源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有的人选用语音对应于自己姓氏的汉语字为姓。例如：阿巴嘎纳尔氏（abaγanar）为成吉思汗弟弟别勒古歹后裔属民，abaγanar是诸国叔之意，因别勒古歹被称为皇叔而得，因abaγanar一词词首为a元音，当改为汉姓时，很随意地选择了汉语的“安（an）”字为姓，这就是安姓阿巴嘎纳尔氏蒙古人汉姓来源。又如，翁努兀特氏（ongniγut）也采用相同的方式，取ongniγut一词的词首元音o为汉姓，选用了汉字的“敖”。这样的例子很多，上表所示的杭、康、韩、何、益、依、贺等汉姓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而形成的。（2）有的人把自己的蒙古姓氏译成汉语，以此为姓氏依据。例如：另一部分阿巴嘎纳尔氏（abaγanar）人用了汉姓岳。它刚开始并不是“岳”，而是汉语的“要”字。蒙古语的动词ab-具有“取、拿、要”之意， abaγanar姓氏的词首ab-与动词ab-（要）的读音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abaγanar译成了汉语动词“要”，然后根据“要”与“岳”的谐音，换成了“岳”字。兀勒他德氏（aγulatat）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蒙古语把“山”称为aγula，因此兀勒他德氏把自己姓氏aγulatat中的aγula译成汉语的“山”字，并以“山”字为姓，后改成“山”的谐音字“善”，以“善”为姓。还有，阿勒他德氏（altat）来源于阿拉塔沁部（altačin），蒙古语称“金子”为alta，因此阿勒他德氏人也同样以“金”为姓。阿都沁氏的aduγučin为马倌之意，因此取姓为“马”。蒙古语alaq表示颜色词“花” ，阿勒各楚德氏把姓氏中的alaq译成“花”，选择其谐音字“华”为姓。（3）蒙古人有的汉姓来源于该姓氏驻地名称或驻地的地貌特征。例如：敖勒古努德氏（olγunut）分裂为敖、赵、王三的不同的汉姓。敖姓敖勒古努德取蒙古姓氏的首词元音o为汉姓；王姓敖勒古努德的汉姓来源未查清；赵姓敖勒古努德取汉姓时居住在地势高位之处，蒙古语称这种地势为jo，可音译为zhao，因此部分敖勒古努德氏根据驻地特点取姓为jo，选用了汉姓“赵”。

在现在的东部蒙古语科尔沁土语区，汉语词汇人名已经成为蒙古人人名的主要潮流之一。我们在通辽市和兴安盟，随处可遇见具有某种非汉族味道的汉语人名。比如，daiʃiɔr带小儿，gənʃiɔr跟小儿，laiʃiɔr来小儿，gʉniaŋ姑娘，fʉʉʂəŋ福生，tʃɛntʃiaŋ前强，dʒɛntʃiaŋ坚强，ʂuaŋʃi双喜，wanʃi万喜，mantʃüɛn满全，manliaŋ满亮，tʃəŋbaŋ成帮，dʒinhuar金花，yinhuar银花，məihuar梅花，tʃʉnhuar春花，lɛŋhua莲花，dʒühuar菊花，ʃiaŋtʃʉn香椿，haitaŋ海棠，yülan玉兰，bailan白兰，yʉŋməi咏梅，ʃüɛməi雪梅，gəmiŋ革命，dʒɛndʒün建军，tɛɛmiŋ铁命，tʃaŋmiŋ长命，tʃaŋʂɵù长寿，tʃaŋsʉi长岁，baisʉi百岁，ʉʉʂisan五十三，liʉʂisan六十三，tʃiʂisan七十三，tʃiʂiliʉ 七十六，baʂiliʉ八十六，liuʂiba六十八，yʉŋhuŋ永红，huŋməi红梅，ʃiɔhuŋ小红…等等，都是当地常见的蒙古人人名。

科尔沁蒙古人大部分都有汉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咱们老韩家，他们老包家”。因此，他们的姓氏人名往往把汉姓和蒙古名字连用。因此，到处可见张巴图、王宝力道、包特木尔、白其其格、杨巴雅尔、黄巴根、赵白音查干、刘巴特尔、韩布赫、李乌力吉…等诸如此类的汉蒙混合姓氏人名。但没有出现蒙古姓氏汉名的现象。

科尔沁蒙古人也有不少的汉姓汉名。例如，王顶柱，白长寿，包咏梅，王长青，李金花，韩玉珠…等。其中的王、白、包、李、韩等姓氏，从词面上看与汉族无任何区别，但其名字顶柱、长寿、咏梅、长青、金花、玉珠等虽然都是由汉字构成并具有汉语词汇语义，但它并完全不符合汉族取名文化。不经介绍，看其姓名可以辨别出是蒙古族。而另一些蒙古人的汉语姓名完全和汉族一样，从姓氏人名，无法辨认是汉族人还是蒙古族人。例如，蔡凤林、李保文、王卫国、胡艳霞、何学娟、李钢、包玉堂、陶文权、韩凤莲、郭宝明…等等。可是这些人都是精通科尔沁土语或者喀喇沁-土默特土语的地道的蒙古族人，而且大部分从事蒙古学研究或者从事蒙古语文教学工作。

原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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