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就这样的任性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从康熙末年开始，雍正看着自己的那些兄弟为了皇位而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自己整得死去活来，但他并没有感到一丝的快感。有时候，雍正一个人孤坐在高大的皇位上，或者徘徊在森严的皇宫时，他总感到莫名的寒意和落寞。即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来到自己亲自主持设计、美轮美奂的圆明园中，他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和光明。
经历了十几年的政治斗争，雍正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对手，但皇宫却依旧笼罩在阴森惨淡的空气里，像是幽幽冤魂躲在僻静的宫墙下面，似乎有又浓浓残雾在宫殿的上方消失不尽。在安静的大殿当中，无人时，雍正也会突然感到惊慌，他似乎又看见了父皇的身影，让他恐惧和不安。是啊，如何才能打发这皇帝的时光呢？唯有工作，不停的工作能让他得到心中的安息和平静。
在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储位问题后，雍正长舒了一口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于政务活动中去了。客观的说，雍正接手政权时，由于康熙晚年的宽仁无为政策，吏治松弛，各种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程度。好在雍正登基时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加上其丰富的阅历与政治经验，他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与整顿。
中国历史上，雍正或许是最勤政的皇帝。他刚一登基，即罢鹰犬之贡，表示自己不事游猎，这和康熙动不动就出巡或围猎几乎判若两人。雍正在位13年，不巡幸，不游猎，除去过河北遵化东陵数次外，就没太出过北京城。最开始时，雍正大概是怕允禩等政敌发动变乱，后来政局稳定后，他也没有出游，主要原因还是政务繁忙，根本没时间出去享受。
雍正处理朝政，从早到晚，寒暑不断，年年如此，几乎没有停息。从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六部及各省题本约192000余件，按此计算，平均每年达14700件，而每日须阅览题本40件以上。在《雍正朱批谕旨》一书中，共选录奏折7000余件，按检出比例估算，雍正—朝经其手批的奏折大约在35000件，而满文奏折尚不在内。这些朱批奏折，既是雍正勤于政务的真实记录，也是后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对臣工奏章，雍正极为重视。在他看来，封疆大吏“往复万里，惟凭一纸折奏”，岂能不认真对待？其阅览本章不畏烦琐，谕令每日“将本多送”，不许积压。如果说阅览题奏本章尚属例行公事、费力不多的话，那批阅奏折可就格外辛苦了。由于密奏权下放，雍正一朝具折人数之多、奏折内容之丰富，堪称前所未有。为“宣达下情、洞悉庶务”，雍正将批阅奏折视为极紧要之事，所有朱批，多为其夜间亲笔批写，皆出一己之见，从不假手于人。朱批短的两三字，长的竟有上千字，甚至比原折还要长。如此累积下来，雍正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光朱批就写了有三四百万字，这在一个使用毛笔书写的年代，可真不是件容易事。看来，雍正是把皇上这好职位硬给做成苦差使了。
除批写奏折外，雍正还有一项重要的政务即接见官员。据统计，雍正朝中引见官员至少在7000人以上，其中文官5800余人，武官1400余人，其中部分官员还被多次引见。如五年四月十六日，雍正在一天之内召见官员31人，其中分成11批分别入见，以决定任免补授。整个清朝268年，自顺治十二年开始实行官员引见后，雍正一朝就占到四分之一，真可谓不怕繁累。
“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雍正的忙碌太容易被发现。随便翻开起居注或实录等资料就可以发现，雍正每天的工作安排都排得满满当当：白天他忙着召集廷臣开会、接见外放官员、出席各种仪式等等；大臣们下班了，雍正还得灯下批阅奏折，“秉烛至丙夜、子夜未罢”；“每至二鼓三鼓，不党稍倦。”其忙其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类似记录，在雍正朱批上比比皆是，如“灯下所批，字画潦草”；“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莫哂字画之丑率也。”
二年十一月，雍正曾在上谕中叹过一段苦经，说“自古云为君难，若非身体力行，不能确知其难”，昔日他曾见父皇“或遇一事似难区处而行之坦然，或遇一事似属寻常而倍多委曲，或有一人似不可用而用之不疑，或有一人似若可用而置之不用”，彼时他茫然不解其故，“及今乃知为君之难，非亲历其境不知其中有万难万苦处也。”
“为君难”典出《论语.子路》。雍正继位后，御书“为君难”匾额悬于勤政殿后楣，又书“惟君难”于养心殿西暖阁匾额，此外还命人刻制多方“为君难”印章，钤于御书及古书画上。两千年前至圣先师的答语，竟成两千年后雍正的内心独白。无他，只为激励自己时刻不忘君王职责耳。
皇上这么辛苦，当臣子的当然也别想轻松。让人有些无语的是，但凡是被雍正看上的能臣，十有八九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怡亲王允祥，他大概就是给活活累死的，雍正也为此感到自愧内疚，说“吾弟八年之中，辅弼劻襄，夙夜匪懈，未必不因劳心殚力之故，伤损精神，以致享年不久。”再如田文镜，其在雍正七年后即患病，九年五月上疏乞休，雍正不准而令其回京调养；未及三个月，即被催回任所继续任事。一年后，田文镜因病势始终不见好转而请求解任，但雍正命其留在任内调理。没多久，田文镜即一命归西——你能说这不是给雍正累死的？
雍正的勤政与他的执政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其在西暖阁上题的匾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可谓道出其中精髓。雍正此联语出唐人张蕴古所写的《大宝箴》，其原文是：“圣人受命，拯溺享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话的意思是，皇帝受命于天，拯救万民于水火；困厄痛苦由己承担，恩惠甘霖推之于民；其心系臣民，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如同太阳的光辉一般；故皇帝为治理天下而生，而非以天下奉养一人。
引用这一名言时，雍正改了几个字，后一句的意思差不多，但前一句就大不一样了，其强调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的唯我独尊，如其父皇康熙说的，“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因为专权，雍正容不得任何可能的威胁，在这一方面也表现特别残忍而苛刻，如其对“八王党”的次第肃清，对诸弟及其党羽的黜革、圈禁、流放乃至屠戮，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是一度宠幸有加的亲信如年羹尧、隆科多等，一旦被雍正发现其心怀不轨，即一除到底，毫不容情。
雍正一生，自信、自负且自视甚高。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黎民百姓，有做“圣君”的心理驱动；另一方面，雍正又很自负，尽管他承认自己“才德远不及我皇考（康熙）”，但他“在藩邸阅历四十余年，人情世态无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隐蒙蔽者”。因此，其自认“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
雍正同时也是个好胜的人，他自信一切比别人强，不管是文章道德，还是见识水平或者办事能力，他是极端的“予智自雄”，正如他自己说的：“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如此大言不惭下，他经常训斥别人“你知道什么！”“所见甚浅矣！”“你非长才之人！”“看你伎俩实属特平常！”等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可谓一语中的。
太过自信而又自负之下，雍正说话做事难免精严刻薄。以他个人的角度看，自己是一身清白，浑身上下“高大上”，没什么东西能瞒得过他，因而眼里也揉不进一点沙子、存不得一点尘埃。有些大臣因循惯了，难免滋生官僚主义，或疏忽大意或草率从事，这些都难逃雍正的法眼。如某次浙江官员报告甘凤池案件，雍正阅后斥道：“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剩渎奏，是何意见耶？”福建巡抚刘世明某次忘记对其指示做出回应，雍正即怒斥说：“朕日理万机，刻无宁晷，费一片心血，亲笔训诲之旨，竟一字不提，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
除刻薄之外，雍正还有一种不加遮掩的任性。元年正月，雍正以宝座铭考翰林诸官，编修成文拟“兴利除弊”，结果大触霉头，雍正痛斥说，“皇考圣旨有何弊，朕又何以除之？伊有条奏，八旗十五岁以上俱令读书，则一应护军挑取何人？伊教习二十阿哥，为人甚狂妄，着革职，仍令悛改前非。” 二年八月，山东巡抚陈世倌收到御赐的新鲜荔枝，谢恩折中说了几句“不曾尝过如此人间美味”之类的谄媚话，结果惹得雍正老大不高兴，说你是浙江人，离福建不远，果然不曾尝过吗？五年七月，江苏巡抚陈时夏恭进地方土产，雍正收到后说，因为你一片至诚，我才勉强收纳数件，“亦未令廷臣观看”，“若论物之好丑，实宫中弃置之物较之亦不及也。”看看，这话说得又何必！
《啸亭杂录》中有一则“杖杀优伶”的记载，说“世宗万几之暇，罕御声色。偶观杂剧，有演《绣襦》院本《郑儋打子》之剧，曲伎俱佳，上喜赐食。其伶偶问‘今常州守为谁者’（戏中郑儋乃常州刺史），上勃然大怒曰：‘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因将其立毙杖下，其严明也若此。”
所谓“知子莫若父”，对雍正的这种任性，康熙很早就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喜怒不定”。 为此，雍正也深感羞愧，其曾对张廷玉说：“朕阅康熙四十九年实录，内载皇考谕朕，有‘喜怒不定’一语，朕曾奏曰：‘臣侍皇父左右，时蒙训诲，实深感愧。至‘喜怒不定’一语，昔年蒙皇父训饬，此十余年，皇父未曾降诲，是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洞鉴。今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约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臣生平，仰恳圣慈将谕内此四字恩免纪载。’随蒙仁皇帝传谕：‘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纪载。’今朕克成大统，一喜一怒，慎之又慎，未敢轻忽，或尚有不足之处，愈见皇考知人之明。朕仰遵庭训，时时体察，得以陶镕气质。皇考教诲之恩尤不敢忘也。尔等可将前后情节，据实添载。”
雍正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既“屡降旨”，则可见积习难改，其继位后又定制“戒急用忍”匾额，直至终世前三年，宫中密档尚有制作“戒急”吊屏谕旨，可见雍正心知而不能改也。不过，好在雍正尚有此自知之明，其性急犯错之时，也还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但凡于民于国有益，雍正也会更改甚至认错，如其所说：“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这也算是难得了。
当然，雍正也不是纯粹的工作狂，一味的刻板如机器。事实上，他也有自己的喜好，并非对声色犬马完全无动于衷。真玩起来，雍正还挺有腔调、挺上档次甚至专业到发烧友的级别。据宫中档记载，雍正嗜好鼻烟壶，曾亲定烟壶式样；喜欢用眼镜，造办处曾多次奉命制作，或供上用，或供赏赉；闲时喜欢养狗，狗衣、狗笼、狗窝、狗垫等多为其亲自设计，做成后又多次返工修改，不容许丝毫马虎；喜制奇巧玩物，如自鸣鼓、藏身表等，曾亲自参与设计；喜好西洋器物，如通天气表（温度计）、镶象牙藤筒千里眼（望远镜）等。
雍正一生不兴土木，其最大的挥霍莫过于扩建圆明园。四年正月，雍正特为此事发布上谕，说“今日朕坐于勤政殿，以待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想诸臣以朕驻跸圆明园欲图安逸，故将所奏之事有意减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睱逸。已曾屡降谕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静息，自当晓谕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体朕心，将陈奏事件有意减省，是不欲朕驻跸圆明园矣！”
说雍正贪图安逸而修建圆明园当然也可以成立，但主要还是因为雍正患有严重的“畏暑症”，其早年曾中过暑，因此每值盛夏，“心中稍觉畏怯”。为免于中暑，雍正还亲自设计改制了一种绳拉的大型风扇，以便在酷暑时使用。宫中档即有如下记载：二年六月，总管太监张起麟、奏事太监刘玉向造办处传旨：“尔等做的风扇甚好。朕想，人在屋内摇扇，天气暑热，气味不好，不如将后檐墙拆开，绳子从床下透出墙外转动。做一架，拆开墙洞，照墙洞大小做木版一块，以备冷天堵塞。俟保德收拾动暖阁之日，再拆墙砖。再做一架，放在西暖阁北边，绳子从割断门内透在外边转动。”
“秋宵噭噭云间鹤，古调泠泠松下琴。皓月清风为契友，高山流水是知音。”相比于康熙与乾隆，雍正的家庭生活比较平淡而寂寞，更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感觉。首先，他不好酒，“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其次，雍正也不好色，如他自己所说，“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终其一生，雍正共8个后妃，继位位后即再未纳妃嫔，在皇帝里面确实算不上贪图女色。至于子嗣方面，雍正也不算旺盛，他有十子但只有四个成年（其中长子弘时死因不明），另有四女但只有二女儿长大出嫁，且在康熙年间即已去世。
雍正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就是这样的性情，就这样的汉子。也正因为这种自信、自负而又任性的气质与魅力，才使得雍正成为历代最受关注的帝王之一，至今仍长盛不衰。遗憾的是，正当其政绩卓然，国家治理已见成效时，雍正却猝然去世，诚可谓天不假年，让人倍觉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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