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总理老同学，却一生追随蒋介石，最终遭抛弃，晚年惨不忍睹
张厉生在中常会秘书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1959年3月，张厉生受命出任台湾“驻日本国全权大使”，积极为蒋介石政府拉拢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奔走效力，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共活动。
当时，台湾与美国和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国有“外交关系”，其中又以日本对蒋介石政府最为关键，几称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贸易和重工业的经济生命线。陈诚让张厉生当“驻日大使”，既是为其找个躲开各方攻击的避风港，也希望他在此重要岗位上做出成绩，为自己增光。与此同时，他为张厉生安排高额活络的“外交特别经费”，张厉生踌躇满志地去东京上任了。
由于日本对于台湾尤其重要，所以张厉生受任于“驻日本国全权大使”，深感责任重大。他频繁活动，拉拢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合力鼓吹“反共复国”。此时日本首相是岸信介，此人于1957年上台后，一直推行亲美、亲台政策，阻挠中日民间贸易往来。他曾公然宣称日本外交方针是“不承认中共政权”，并公然煽动蒋介石“反攻大陆”。因为岸信介的外交方针违反了日本大多数国民的意愿，理所当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1960年６月，岸信介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激起日本人民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被轰下了台。而此时的张厉生，刚刚把日本各界的情况摸出点门道来。追随美国反对中国的岸信介内阁的下台，使得张厉生伤心不已。
新组内阁的池田勇人首相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便说：“关于对中共政策，没有必要一定和美国采取同样态度，我在六七年前已经说过，要同中共友好相处……”
十天后，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为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访问了日本。接着，岸信介内阁末期终止访问的几个中方代表团也相继恢复访日。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界等纷纷表示愿意承认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中日民间贸易重新恢复。
台湾当局的责难“训示”接连传来，蒋介石指示张厉生恐吓池田，如果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湾将停止日货进口！张厉生虽然阵脚已乱，仍然顶住巨大的压力到处奔走，又是“抗议”，又是游说，加上美国及日本亲台势力猛攻下，池田首相态度发生动摇，声称“台湾和韩国也不同意化肥的延期付款”。
蒋介石刚想松一口气，做梦也没想到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人劝池田遵守对周总理的诺言不动摇，使池田腰板又硬了起来，蒋介石怎肯善罢甘休，严令张厉生向池田施加压力。然而，任张厉生“摩顶放踵”，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政策在国内不得人心，张厉生在日活动接连受挫。1962年9月，热心于中日关系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邀请，第二次访问北京，并在双方会谈中就以渐进的积累方式发展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曾任日本内阁通产大臣的高崎达之助率大型代表团访华，与廖承志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并达成1963—1967年的五年贸易协定。日本的行动，受到台湾和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强烈反对，张厉生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以求达到让池田内阁往后退的目的。可是不管用，1963年8月20日，池田内阁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的厂商“仓敷株式会社”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通过以贷款方式将价值2000万美元的维尼龙厂设备供应大陆。蒋介石闻讯，惊怒交加，他认为这笔买卖规模大，高达2000万美元；条件优惠，竟使用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担保，立即付款部分仅为500万美元，其余1500万美元分五年分付，年息为６分，不但可被看作超越民间贸易范围的一种“经济援助”，而且维尼龙颇有军事价值，也可以算作军援。
蒋介石想到这里大为震怒，命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又吩咐张群约见日本驻台大使木村，从政治立场出发加以阻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维尼龙事件未了，又发生了“池田发言”事件。9月16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又在招待美国赫斯特报总编辑时说：“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而且日本民间以种种形式和大陆交往日益广泛和频繁，从而使台湾当局的促使撤销“交涉”彻底失败。
1963年10月８日，蒋介石忽然接到张厉生的一封电报，脸上浮出笑容读道：“台北外交部：（一）大陆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员周鸿庆，于10月7日晨借词散步，逃出旅馆（皇宫大饭店），乘车拟赴我使馆，但因路途不明，转道逃经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庇护。日外务省以该员超过居留期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法为由，向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引渡。俄方一度拒绝，但至当晚终表同意，10月８日晨，将访员移交东京警视厅麻木警察署，现在该署扣押中。”蒋介石情不自禁地大叫：“好极了，可谓天助我也！”又兴高采烈看下去：“（二）周原籍山东，现年44岁，此次来日，系担任译员工作，随该团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冈、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10月７日离日，该员即在起程前乘隙逃出。（三）本馆除嘱山东同乡会馈以果品，对记者要求面会，并向外务省正式要求外，谨先报称鉴察。”蒋介石大喜，即命张厉生与日方加紧交涉。
于是，海峡两岸双方驻日机构马上开始紧张交涉，斗争长达两个月之久，日方最终在1964年1月９日仍决定将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
蒋介石犹如听到晴天霹雳，当即命令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媚共亲匪的态度，破坏了中日友谊，今后可能产生之后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这些事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眼见张在日本已无作为，在9月21日借口将他召回台北，并扬言要与日本断交。回到台湾的张厉生立即受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抨击。尽管张一再检讨，蒋介石仍以张在日本“工作不力”为由贬职而不再任用。偏偏其靠山陈诚也在这时因肝病卧倒，由“副院长”王云五代理阁务。年底，陈诚因病情日渐恶化自请辞职，拖到1965年3月，终以不治去世。追悼会上，张厉生抚棺大恸，为“辞公”哭，也为自己哭。
张厉生回到台湾后，离开了官场活动，赋闲在家，颐养天年，虽日后每届国民代表大会仍选他为“中央评议委员”，但也是有名无实，张厉生因此而心情暗淡，身体也每况愈下。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声势吓人，但清廉自律，好学慎行，德廉耿介，淡薄名利，很少积蓄。又几十年一心于“党国事业”，以致他退休后，生活清苦，晚景凄凉。他想把所住公房交还公家，购房所需仅为张厉生在职时两个月的工薪，但终因囊中羞涩作罢。晚年患心脏病，甚是凄凉，缺钱住大医院，无力支付医药费，但从不向人诉苦，友人为他筹集医药费，他都一一退还。幸好医界朋友内科医院郭宗焕医师大部分免费为他治病，后期用药开支只好由亲友凑集，直到逝世。
张厉生退出官场后，一篇署名王玉宾题为《我所认识的张厉生先生》的文章，这样描述他回台湾后的情形：
先生回国以后，不愿再住公家宿舍，曾托耿幼麟兄，在永和镇买一栋房屋，以便将和平东路宿舍，交还公家。幼麟兄告诉他，可住的房屋，都在20万元以上。他无此力量，终其生没有住到他自己所有的房子，这也是他一项遗憾。
张敬原的《追思张厉生先生》一文则写到其晚年的窘迫：往者不谈，在他逝前几年，病中无力就医，全赖内科郭宗焕医师，以友谊关系，免费治疗，这自然是一种负欠。逝世前不久，一度很短时期转送公立医院，则是由亲友凑集有限款项，才能支付公保负担以外的医疗费用，这自然也是一种负欠。他自己更深自内疚，虽然是不经意的却出自内心歉意的表示，他负欠于张夫人，且关怀她将来的生活……
1971年4月20日，张厉生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台北，终年71岁。出殡之日，蒋介石颁以“忠勤尽瘁”挽额，并亲临致祭。还有多位日本友人致函电，表示哀悼之忱。
张厉生一生好学不倦，以研究社会科学与宋明理学为主，对曾国藩、胡林翼的为学与做人，也极为注意研究和实践。他精研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讲稿从来不肯轻易发表。他是一位风骨嶙峋的读书人，廉不言贫，为各方所熟知；除了勤力读书，忠党爱国，张厉生还是一个孝子。他在胞兄弟中居长，自幼就听从父母的话，并主动照顾好弟妹，使一家人和睦相处。他的父亲张绳武曾为使家庭摆脱困境，赴东北习商，因不满日军侵华罪行而被捕入狱，备受折磨后离开人世，家中只剩下母子四人相依为命。从此他对他的母亲更为孝敬，经常为其母擦身捶背，躬亲定省，膝下承欢。1925年他从法国归国后，回籍省亲时，母子相逢，倍加亲切，拉住母亲的双手，问长问短，关怀备至。只要他在家，每天晚上都陪到他母亲就寝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常说：为人不孝敬老人禽兽不如，更谈不上爱国。
张厉生共有九个儿女，均居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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