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宋朝的太上皇竟如此“霸气”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为密集的年代就发生于宋朝。从宋高宗赵构开始，到宋孝宗赵眘，再到宋光宗赵惇，连续三任皇帝都做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朝内禅”。如果考虑到宋徽宗赵佶是宋高宗的父亲，说宋朝连续出了四个太上皇也算靠谱。
虽说顶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宋徽宗的退位绝不是什么淡泊权位，而是典型的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灭辽后大举南下，宋徽宗眼见不妙，便决定南逃避祸，他的本意是让太子赵桓监国替他留守开封，但朝中士大夫们却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须传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见状也很痛快，便于当月月底发过罪己诏之后，传位钦宗赵桓。当时才四十三岁的宋徽宗还承诺“裸退”，绝不做一个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谁知道，当太上皇安全跑到东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务，便又产生对权位的贪恋之心。在徽宗身边，聚集了当年身边的众多重臣，他便也在东南开始又发起了“圣旨”，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连物资也搞起了“禁运”。很难说，徽宗当时是不是产生了“划江而治”，在东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开始，宋钦宗还没有精力去对付太上皇，忙于应付金兵围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军撤离开封以后，宋钦宗便迫不及待地对太上皇出手了。此时的复杂情况，用当时著名的太学生陈东的话来说就是“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显然，对于宋钦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内的。
宋钦宗的对策是，尽快将太上皇从东南迁回开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风险。在儿子的压力下，特别是此前饱受“花石纲”之苦的东南对这位太上皇也民愤极大，宋徽宗还是被迫回到开封。
太上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一回，立即就陷入了软禁状态。钦宗听从了大臣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将徽宗身边的宦官清洗一空，都换上了钦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连宋高宗都愤愤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此，《宋史·钦宗本纪》倒是玩起了春秋笔法，隐晦地说了一句“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软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书信往来，写信时往往语带讽刺地“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但在这年十月的太上皇44岁生日宴会上，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太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说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给皇帝喝的是毒酒，劝告皇帝别喝，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
正当宋钦宗将“攘外必先安内”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金兵此时兵临城下，这对父子的“靖康内讧”以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据载，父子相见于金营，先是“号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最没品的是，徽宗竟然上书金军统帅“撇清”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早就不干预朝政，之后金国与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没有关系。
令人唏嘘的是，在悲惨的战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权的诱惑之后，这对父子终于重归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样相依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准备悬梁自尽，为钦宗所救，父子抱头痛哭；数年后当徽宗死后，金人将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竟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
我猜，当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刹那，他心中最恨的儿子早已不是当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钦宗，而是那个始终不肯“迎二帝”带他回家的儿子赵构。
赵构，后来也做了太上皇。赵构这个太上皇最为特殊的是，他传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因也挺龌龊，某次赵构在扬州行床笫之欢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金兵奔袭的消息，从此惊吓得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
虽说不是传位儿子，但赵构退位却堪称毫不恋栈，让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将这次退位视为千古所未有的和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难得的是，高宗禅位仪式上不仅没放话说以后仍要“抓大事”，还自我批评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释重负的模样。
赵构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学生上大学后的“放羊”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享乐主义当头。他玩得一点都不比父亲徽宗的“花石纲”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将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寿宫内，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钱就四万贯，过生日时还让孝宗奉上重金作为厚礼；最不像话的是，太上皇还做起了“寻租”和偷税的生意，他从孝宗那里要来了“免税权”，然后高价向外卖出，最后闹到连拉粪船也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荣登当时最流行的政治笑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孝宗和太上皇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岁币”关系，就像宋朝和辽国金国的关系差不多，你给我钱花，我还你一个平安。
虽说宋高宗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预朝政，《宋史》也特别称赞孝宗“能尽宫廷之孝”，但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实际紧张与冲突在日常屡见不鲜，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乾隆与嘉庆的关系。先不说余先生是否对宋高宗要求过于苛刻，毕竟高宗与孝宗的关系大体上还是维持得不错，但余先生有一点肯定没说错，与金的和战大计仍决于太上皇。《四朝闻见录》中就说，孝宗常向高宗力陈他出兵北伐的建议，一次太上皇终于忍无可忍，明确告诉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讨论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这个话题。
高宗与孝宗关于北伐的分歧与其说是“权力之争”，更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毕竟，高宗退休后明确要保留的权力也只有“和战”的决策权。对于高宗而言，与金的议和政策或许是长时间的习惯，更可能是他一生功过的关键所在，他不容许继任者有所质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创中国历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对于孝宗来说，这之后本是他独立执掌整个帝国的难得机遇，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禅位给儿子光宗赵惇，也做上了太上皇。
高宗驾崩后，尚是太子的光宗便已蠢蠢欲动，还曾公然发出过“臣发已白”的抱怨，希望父亲效法高宗，早日将皇位传给自己。心愿得偿之后，宋光宗却失望地发现，太上皇完全没有彻底交权颐养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为儿子指定了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儿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间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说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争夺皇权也就罢了，皇后李凤娘也极力撺掇皇帝和太上皇作对，一次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这位李皇后竟然干脆和太上皇当面吵了起来，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这场宫斗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刚即位两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而在这其中，李皇后与太上皇的交恶直接让光宗陷入了“双面胶”的窘境，对于光宗患病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两年多皇帝，期间基本上就断绝了和太上皇的来往，任凭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绍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这年六月，当传来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绝服丧，酒照喝，舞照跳。这下可惹了众怒，要知道，这已是理学的时代，不孝特别是皇家的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甚至已有了兵变的征兆，朝野都以为“覆亡祸变，倏忽目前”。
太上皇出殡的前一天，眼见光宗已不可能亲自主持这一意义重大的仪式，朝中大臣们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吴氏（高宗之妻），紧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赵扩，宣布由他继承皇位，从而主持宋孝宗的大丧。宋宁宗赵扩，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没有人主持皇家葬礼，而即位的皇帝。
据说当这位资质平庸的嘉王听说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吓得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后来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强同意。太皇太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场太上皇（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仪式。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光宗就这样成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时刻，他始终拒绝接受退位的现实，时而失声痛哭。在痛悔与疯癫的间或之中，太上皇竟然还衣食无忧地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宁宗开始，南宋迈开了走向衰败的第一步。
《此史有关风与月》
张明扬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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