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青年成汉奸
自制力乃人之必备素质。无自制力之车，或冲路左，或冲路右，路左绝地，路右深渊。惟具备自制力之车，方可时而纠偏，道中行驶，人也如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
“五四”当日，学生游行至赵家楼曹宅，曹汝霖外躲，学生误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当其本人痛打一顿，并火烧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声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被免职。
罢官后，曹汝霖倾囊毕生积蓄，建医院，救穷人，致力慈善。抗战爆发，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大义面前，拒绝伪职，欲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朱子所言“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盖所指。
适反，当年火烧赵家楼冲在前列、放了头把火的北大学生梅思平，战事一起，随即堕为汉奸，先后出任汪伪政权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英国哲学家勃特兰·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这个幌子下，杀人可，放火可，降敌有何不可。
曹汝霖晚年忆及五四运动时自嘲：“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此言话里有话，非自嘲也，嘲他也。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少壮派“爱国将领”孙鸣九、应德田、白凤翔等人，抗日口号喊得山响，“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要求“立即抗日”“打回东北去”。事变当日，正是身为张学良警卫二营营长、时年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校，率领十辆满载兵变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官邸，并逮捕了“不抵抗”“投降派”的元首。
张学良赴京被扣后，这些少壮派再度热血喷发。1937年2月2日，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二次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事发后，东北军将士极为愤慨，要求惩凶。
2月4日，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被送入苏区暂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二次合作，延安方面不愿再收留之，遂不得不离开陕甘宁边区。孙鸣九秘密躲入津租界，后又南逃沪租界。从此蒋介石对东北人再无信任，以致抗战胜利接收满洲时，宁委无大格局的赣人熊世辉任首员，也不敢起用东北精英，此为后话。
开口说大义，临难必变节；逢人称兄弟，深交也平常。抗战爆发后，孙鸣九即投靠汪伪政府，于1943年春在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升任山东保安副司令，还曾到东北军部队策反，试图拉拢他们作汉奸。期间，应德田为其属下，任职河南伪教育厅长。白凤翔则担任“东亚同盟军”指挥官。鲍文樾、苗剑秋等当年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先后降日。
一旦突破底线，放弃某个原设的神圣，便会一弃再弃，直至放弃任何，故古人方有不饮盗泉之防戒。当年东北沦陷时，马君武愤作《哀沈阳》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此二首与李义山的《北齐》二首似：“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然在武功方面，少帅无法与北齐皇帝高纬比。少帅手下的“爱国将领”，做派与之大致同：没有立场，只有利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改革开放后，孙鸣九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90年，其接受日本nhk访问时，竟与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争功，就谁在华清池捉蒋一事，展开面红耳赤辩论。“揽功推过，不可同谋共事”，这样的人，到老无稍改。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汪精卫抗日态度异常坚决，曾言“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但随着正面战场的接连失利，开始动摇，南京沦陷后，更使之丧失信心，遂倾向媾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扶持下，竟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甘作最大汉奸。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汪本人此时虽已不再年轻，然当年刺杀醇亲王载沣时，是何等的英气飒爽，血气方刚。
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爱国贼与卖国贼，虽有本质区别，基因共性几同。阎锡山云：“恕道是自己的人格，公道是社会的藩篱。个人无人格则危，社会无公道则乱。”你敢玩命，我们不敢玩火，然到头来，其对己之伤害，较之他人要多。
文/介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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