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热衷与外国人做生意，为什么两宋比明朝富得多？
（《清明上河图》一角，反映了北宋繁华的经济）
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嵚，原创首发于今日头条。
关于大明王朝的悲情灭亡，后世的史家们，早已归纳出了多种死因。但其中最无可争议的一条，却是穷死。
晚明政府的穷，几乎地球人都知道：赈灾没钱，打仗没钱，穷得从没饭吃的灾民到下岗的苦大兵，纷纷提刀造反。最后北京沦陷，崇祯皇帝朱由检殉难，李自成兴高采烈杀进皇宫，本想狠捞一票，却看到凄凉的一幕：崇祯皇帝的一身龙袍上，几乎补丁连着补丁，而搜遍了大小宫室，更只找出了不到二十万两白银，塞牙缝都不够用。
但同样是沦陷，六百年前北宋靖康之变，宋徽宗父子被抓俘虏的时候，杀进汴京皇宫的金朝军队却捞得盆满钵满：《三朝北盟会编》的说法，仅皇帝的私人府藏，就刮了九百八十七万缗钱和二百七十万匹绢，外加一百二十万黄金和二百万白银，更有九十万石粮食。这笔财富若放在明末会多重要？明将孙传庭，拿着崇祯省吃俭用的十万两银子去平叛，就硬练出来一支凶悍的秦军，一度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躲进商洛山藏猫猫。比起穷苦的崇祯，宋朝皇帝真是富得流油。
这样的对比，便是两个王朝一个巨大差别的缩影：两宋有很多地方都差明朝很多，但比明朝强的，却是不差钱。
一：两宋有多有钱
瞧瞧两宋的政府岁入，就知道明朝政府过的是什么穷日子：早期大约1600万缗，王安石变法后，疯涨到了平均6000万缗。南宋建国风雨飘摇，钱上也吃紧，一度不到1000万缗，但后来也高速回升，最高突破6500万缗。正因如此，两宋才养得起人类古代史最大规模的雇佣军，更给得起天价官员年薪。历代的王朝中，这是绝对的财主。
财大的两宋，对老百姓用钱也气粗：前朝完全由老百姓自备口粮义务出工的各色劳役，宋朝变成政府买单，不但管饭还给工钱。汉唐时期无偿从民间征用的各类政府消费品，也改为政府拨款采购。福利救助体制更完备，专门修造廉租屋“官房”。不但租金便宜，遇灾还有补助，熙宁年间闹雪灾，宋神宗干脆下令：把灾民都收容进官房去，每天按人数发生活费，闹灾闹多久，就白吃白住多久。
（欧阳修与醉翁亭，《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谪滁州后与民同乐后写的文章，其文章中不难看出百姓的安居乐业，也从侧面表现出北宋经济的发达）
比起豪爽的宋神宗，晚明痛苦的崇祯帝，却是带着全国农民一道痛苦：连续加征农业税，也就是著名的“三饷”，总共征了七百三十万白银，下死力的在土地上刨钱，还不忘了发诏书教育全国农民忍一忍，苦就苦这回。结果苦不下去的农民们跟着造反，活活把明王朝反没。
而早崇祯六百年，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其实也体会过相同的痛苦：半壁山河沦陷，对外要打仗，对内要筹钱，四川虽然没丢，财政却独立，能征税的只有东南这一小片地。照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的原话说：“南渡后，经费困乏”。简直穷到渣。
但穷到渣的赵构，筹钱的问题上，认识却比崇祯别致。以他自己的话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翻译成白话就是：最赚钱的就是外贸，只要搞的好，随便就能弄个几百万。比刮苦老百姓合算多了。
宋高宗不但这样说，同样也这样做。他虽然宠了秦桧，杀了岳飞，认了侵略者金朝当叔叔，招后世骂的事干了不少，但到底养出了岳家军等一干铁血劲旅，打了一堆胜仗。南宋半壁江山能保住，不差钱才是底气。
怎么做到的不差钱？同样还是《天下郡国利病书》里顾炎武的评语：“一切依办海舶，岁入固不少”。比起打仗和外交，外贸才是宋高宗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事。
但要较真外贸规模，晚明却远超南宋：这是人类大航海时代进入高潮期的年头，海外贸易更红红火火。外国来华贸易的船只，大多都只运白银，上岸就拼命砸钱扫货。比后来中国游客去外国买马桶盖还疯狂。
尝到甜头发家致富的商民特别多，好些中国海商，凭着常年的资本积累，发展成了武力强大的集团。最有名的便是大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操纵庞大船队在整个东亚沿海嚣张，连闭关锁国的日本，都不敢对他上锁，每次他的船来了长崎港，全点头哈腰的迎接，眼巴巴看着他把日本的白银大把赚走。
但这样的红红火火，跟痛苦的崇祯，似乎没啥关系：明朝的市舶司，每年只能收上几万白银。比起繁荣的商贸情景，杯水车薪到可怜。为什么同样搞外贸，明明后来还搞的更好，宋朝政府赚大钱，明朝政府却没钱？
客观因素当然有，但主观因素才是关键：论管理外贸的技术水平，宋明俩个政府，真心不在一个档次。
二：升级版的市舶司
从根子上说，宋朝比明朝有钱，在于他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一开始就领先。
明朝收不上钱，核心问题是认识偏差。明朝开国强调农业，田赋收入一直占重头，商业管理十分粗放。但明中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拼命发展，国家法律政策的漏洞，也就越钻越大。官商勾结也普遍，每次朝廷想多收点商税，清流士大夫就抱团反对，一心只要苦农民买单。闹到最后明王朝穷死，那些富得流油的士大夫与富商的家产，大多被农民军和清军打包全收。
但放在两宋，很难有这样的便宜事。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度重视商品经济的王朝，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更被历代宋朝名人轮流批判。商业的重大意义，一直认识深刻。
在商业税的征收上，大宋也非常拼：中央最早有三司，掌管国家的税收事务，包括有二十种商业税的征收。元丰改制后，为了工作高效方便，相关职权又划归户部。还有太府寺，掌管财政政令，后来又负责京城税务。地方上除了有路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司，从府到县，还有中央下派管理商税的监当官。个别地区，更有商人承包税收任务，称为扑买。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相关管理机构多达一千多个，全方位立体监控的管理体制。
而在法律条文面前，大宋更是拼：虽然官营贸易禁令严苛，诸如食盐茶酒榷场之类的厚利项目，都由国家强力垄断。但执行方式更灵活，盐业等贸易经常对民间开放。市场管理法规也完备，除了王安石变法时代有名的均输法和市易法，用以调控市场遏制豪商外，还有严密的物价管理法律，哄抬物价要论罪。就连市场的度量衡用具，每年八月都要统一检查，严打缺斤短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管理最细化的商业法律体系。
大宋这样拼的后果，也就十分显著：一个人哪怕背景再深官位再高，想在商税上挖国家墙角，都要掂量掂量。
拼出来的成绩，也相当辉煌：宋太宗年间的商业税，只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三十五。到了宋真宗年间就完美超车，上涨到百分之五十二。宋神宗年间成了绝对优势，竟占到百分之七十。期间北宋的财政总收入，早已是宋初的四倍左右。繁荣的商业，从此源源不断为大宋输血。
其中最能体现这两个王朝差距的，便是海外贸易。
明朝在开国后，继承了元末的海禁政策，强调“片板不能下海”。这事虽然有客观原因，比如战争破坏严重，外加倭寇侵扰到空前（实打实的真倭寇，非明中期的假倭）。但必须承认的是，外贸的巨大利润和深厚潜力，明朝皇帝朱元璋，当时基本无感。
但宋太祖赵匡胤对这事的热情，一开始就高涨：开宝四年刚平定了南汉，立刻命令大将潘美就地任职，担任广州市舶使。随后这个诞生于唐朝开元年间，专门负责外贸事务的机构正式升级，更名为“市舶司”。然后从北方的山东密州，到江苏华亭，青浦，江阴，浙江的明州和温州，福建泉州，共设了八个市舶司。这个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东南沿海遍地开花。
市舶使变成了市舶司，改的不仅仅是名号。唐代的市舶使，只是协助地方官处理进出口事务。外贸的话语权极小。换成宋朝的市舶司，却是全面升级：事权更大独立性更强，任务也更繁琐，既要办理出入境手续，又要盘查和缉私，更要接待外商，收取贸易利润。如果说外贸是大宋财政的新血管，那么市舶司，便是把控的关键关口。
（泉州市舶司遗址，1102年8月26日）
而肩负重任的新生市舶司，面对的则是中国历史至此为止，前所未有的外贸盛景。
当时的中国沿海，从北到南挨个数，知名的贸易港口就有二十多个。外贸伙伴数量更空前多，往东有高丽日本，往南有南洋诸国，往西一直到阿拉伯地区。而且比起唐朝的港口零星分布，宋初更自然形成了三大贸易区：两浙路以明州为中心，号称“东南之要会”。福建路以泉州独占鳌头，人颂“闽粤领袖”。真正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却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南路，长期占据中国外贸进出口量的大头。
群众的参与热情，更是格外积极。照着当时官员的奏折说，江淮闽浙都有做生意的海商。除了有钱的富商大户外，平民百姓也极多，尤其是长期人多地少的福建广东地区，好多渔民农夫不惜倾家荡产，试水外贸行业。就连一些和尚道士也参与其中，比如杭州僧人净源，就靠着常年贸易，成了发家致富典型。经营模式也多种多样，有造船远航的，有合作参股的，还有专门做中介经济的。现代外贸的行当，当时全有了雏形。
但红红火火的背后，却是无序的乱象：五代时期的中国，分裂了太久也战乱了太久，管理秩序也混乱不堪，不同的港口，一家一个规矩。走私泛滥成了寻常事，海盗打劫也常见，日常贸易维护也一地鸡毛，一艘船往哪里停靠，怎么验货怎么收税，时常摆乌龙。不好好整顿，想拿外贸的好处，便是水中捞月。
三：打开国门做生意
自从市舶司设立，大宋王朝的整顿手段，便有条不紊的展开：广州市舶司成立的最初二十年，主要工作除了管理进出口货物外，便是对外招商。宋太宗雍熙四年，宋朝派出了大批赴外采购团，到南洋各国收购货物，并宣传大宋政策。市舶司的任务，从此向世界宣告：大宋要打开国门做生意了。
除了做广告外，也要抓管理。围绕着港口设立巡检司，专门负责保护船队和打击海盗，出入境手续也严抓，商民出海，都要在市舶司领“公据”，也就是出海许可证。得商民本地三人作保外加地方官盖章，也能给予颁发。出海一年不回来就要追责受罚，回来早了还有奖励。而且查出隐瞒偷漏，所有货物都要充公。货物检查也严格，中外船只进港前，都要先在市舶亭暂停，经检验合格后才能放行。混乱的沿海贸易景象，从此开始规范。
管理要抓好，公共形象也重要：从此以后，外国来华的商民们，也越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热情，上岸有官员接送，日常生活有人特意关心。每年十月还有专门的祈风仪式，这是宋朝市舶司的大典，以隆重的典礼为即将出海返家的外商祈福。然后还要大排筵席，宴请各国商旅。每年的这时，是所有外商的节日。
而对于招商引资这事，从皇帝到市舶司，更是高度重视：不但用外交途径大力宣传，而且大力鼓励官民参与。来中国做生意的大商人，不但经常得到减税优惠，表现好的还给赐官。比如阿拉伯人薄押陀，因为白送来了大批珍贵药材，还得到了宋太宗的亲切接见。好些官员也亲自上阵，招揽商旅。比如宋真宗年间的广州知州马亮，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港口塞满了外国船。招揽有功的，赏赐也丰厚，当官的能升职加薪。普通商人如果招的多，既能免税更能给官做，全民齐上阵，把全世界的有钱人都拉到中国来。
大宋之所以如此热情，还是因为开国太差钱：跟辽国的战事一直在打，军费开支激增。外加陆上丝绸之路也断绝，只能转向海洋想办法。因此与热情态度相配套的，是宋初严格到极致的专卖法令：禁榷。从宋太宗时代厉行禁榷法令，规定外来的各类贵重奢侈品，一律由大宋政府专门购买，然后再转内销。擅自民间交易就要论罪。大宋政府折价购买，再高价专卖，利润滚滚而来。
也正是本着这目的，宋朝市舶司初创的时候，基本不收关税。一直到二十年后才开始收，但税率也十分微薄。市舶司的关税，称为“抽解”，最早只有二分利。以南宋人陈傅良的说法，获利非常微薄。
但连带的利益效应，却十分巨大。尽管关税低，但贸易垄断在。进口的商品除了“禁榷”的贵重品外，其他商品还可以“博买”，也就是选择货物，由官府出价收购。然后市舶司也可以转手倒卖。还有专门的交易场所“官市”。相关的经济收益也越发丰厚。比如广州市舶司，熙宁年间每年仅出售“博买”的奢侈品龙诞香，收入就有三十多万贯，比广南二十一州郡的商税总额还多。
而更重要的意义，却是拉动大宋的消费和产业链条。大量进口品涌入内地，越发收到有钱阶层的欢迎，好些贵重的消费品，还成了宋朝调控市场经济的方式。而诸如珍珠珊瑚玛瑙等奢侈品的加工业，更是蓬勃发展。京城除了有官办的“文思院”，专门负责进口奢侈品加工，民营的加工作坊，最多更有数百家。随着宋朝老百姓越来越有钱，加工业的行情更大热，能工巧匠更出的多。宋朝文人的笔记里，都有对此的详细记录。
城市经济也更繁荣，除了广州泉州这些大城市越发发达外，沿海新城镇的涌现，更如雨后春笋。好多原先荒僻的村庄，乘着外贸的东风，迅速发展成繁荣的小城。比如整条吴淞江上，外国货船往来不绝，每天都十分热闹。沿线的江湾和黄姚等小镇，更都成了贸易集散地。照着地方志的原话是“人烟浩熙攘，海泊辐凑”。如此红火的图景，宋朝政府也反应迅速，除了跟进税收管理政策，疏通吴淞河方便交通外，更在当地设衙建镇，这个新生的小镇，有一个我们今天熟悉的名字：上海。
这样的情景，只是当时东南沿海的缩影，大批新兴的小城，在这一时期诞生，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大宋开国之后的货物进口量，从数量和使用范围说，早已远远超越了前代。对宋朝的相关产业发展，影响也同样深。可跟同期大宋货物的出口量比，却真是小巫见大巫。宋朝中国的外贸出口，到了历史空前的水平。
首先受欢迎的，当然是闻名世界的中国丝绸。宋朝的纺织工艺更高，号称“薄如蝉翼，飘似云雾”，外国人拿上一小块，就能如醉如痴，产量也更大。尤其超越唐朝的是，原先只在乡村生产的纺织作坊，早纷纷开进城市。竟出现“千室夜鸣记”的情景，整个城市都加夜班劳动。
之所以如此拼，是因为出口需求太大，仅《诸蕃志》记载，当时直接大批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国家，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口，就有二十七个之多。而且渴求的热望十分疯狂，除了大笔砸钱买，甚至交易货物，都点名用丝绸换。精美的中国丝绸，便是当时国际市场上坚挺的硬通货。
（唐宋对外贸易路线图）
中国丝绸受欢迎，首先还是工艺水平高。比如邻居日本，自己也纺丝绸，但水平十分粗劣。因此不但每年大量购买，还组团来中国学习，造出了一干山寨版。而中国丝绸在阿拉伯的市场占有量，以阿拉伯学者爱德利奚《地理志》的记录：比起唐代时期那些阿拉伯代销中国丝绸的商铺来，宋代时如巴格达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经销中国丝绸的大型卖场，出名的生意火爆。不但买来自己消费，还常转手倒到欧洲去，狠宰欧洲人一把。
丝绸贸易持续走高的同时，新的中国外贸增长点——瓷器贸易，却更后来居上。比起如果说丝绸是硬通货，那么宋瓷不但是生活必需品，更是高贵奢侈品。照着迪维斯《欧洲瓷器史》的说法，当时亚历山大港的贵族们斗富，就以攀比自家收藏的宋朝瓷器为方式。普通老百姓家也格外喜爱，阿拉伯平民家庭的器皿用具，基本都是中国瓷器，还开发出了新用途：从老百姓家装修盖房，到王室修筑宫殿，中国瓷器都是必备的装饰品。
与强大出口相对应的，便是更加庞大的中国海商集团。仅高丽一国，两宋三百年间，有姓名记录的造访的中国商人，总数就多达五千。从日本海到北非沿海，都有中国商人活动的足迹。照着《恤贫济劳》资料的说法，南宋临安买豪宅的富户，一大半都是出海像串门的海商，还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创业奇迹。比如《夷坚志》里记录：南京一个叫杨二郎的平民百姓，从牙人（中间商）干起，多次乘风破浪，往返南亚做买卖，竟成了身家上千万的巨富。类似励志故事，在宋代的各类史料里，几乎琳琅满目。
而这些令当时国人励志的海商们，哪怕在国内十分低调，走出国门后也各个高调。如福建富商王仲圭，每次出门，动辄便是好几百条大船，所过之处风帆遮天蔽日，一路震慑一大片，每次靠港的时候，好些国家竟都是国王亲自出来迎接，场景十分风光。
行业前景如此火热，就连达官贵人们也眼馋。许多官员也纷纷试水，要么参股出海，要么亲自组建商队，想着分一桶金。就连知名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也不免俗，曾亲自组建船队去东南亚采购苏木，又沿长江一路航行进四川贩卖，狠赚了一大笔钱。发展到最热闹的时候，高级官员们也搀和得多，比如南宋大将张俊，打仗没啥本事，做买卖却不差。常派自己部下带着大笔船队出海，每次都赚个饱才回来。
对这种越演越烈的官倒，两宋政府其实格外生气。历代皇帝都出台禁令，反复重申零容忍，不但查到了要严办，货物更要充公。可这个汹涌的外贸大潮面前，真正的考验，并非官员的投机倒把，而是越来越大的漏洞。做生意的多，不但投机倒把多，偷税漏税也越来越多。大笔的钱哗啦啦的流来流去，政府却干着急。晚明的崇祯，就是这样干着急一辈子。
但大宋是不会干着急的，相反出台了一部光耀人类航海史的港口管理法律：元丰法。
五：光耀千秋元丰法
元丰法，全名《广州市舶司条》，是宋神宗元丰三年颁布实施的一项重要港口管理法律。即使在人类航海史上，这部法律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港口贸易管理法。
跟后来明朝隆庆年间开通福建月港的情景相比。《元丰法》的意义，更先进到让后人一声叹息：明朝的对外开放，最大的毛病，就是律令混乱。港口开市贸易，依靠的只是一些灵活掌握的临时政策，经常朝令夕改。法律如此不健全，也就有了多如牛毛的敲诈勒索，官府收不上钱，全便宜了地方贪官。
好些心眼灵活的海商，便学会勾结官员，从此欺行霸市。最缺德的是各种贸易禁令，赚钱的货物，说取缔就取缔。尤其让人寒心的是，普通商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护，曾经有福建商人集体上书，请求福建巡抚朱运昌打击海盗，保护商人，却被无情拒绝。
这样胡闹的后果，便是官商勾结垄断，变得很方便很容易。所以晚明空前繁荣的外贸，财大气粗的沿海清流士大夫，外加逆天的嚣张海商郑芝龙，以及少的可怜的官方贸易收入。种种自相矛盾的情景，凑在一个时代出现，也就十分正常。
而上面这些问题，宋朝人早就看明白了。就像元丰年间广州市舶务张阐的奏折里所说：沿海的各个港口，管理制度常相互矛盾，国家缺少统一的法律，对官员的监管也欠缺，外加贸易繁荣，港口船舶进出量加大，官员趁机腐败的机会多，走私也猖獗。日常的运营，也因此变得混乱。
正是这条奏折，令大宋朝廷猛醒，新形势新问题，老法子不赶趟了。因此痛下决心，结合实际，终于在元丰三年，颁布了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外贸法规。
元丰法的原文，随着宋朝的灭亡，大多已经散失，但经过后世学者的整理钩沉，终于勉强还原出了它大致的风貌。几乎每一条内容，历经千载岁月积淀，依旧闪着灼灼星光。
首先重要一条，就是明确了各个港口之间的地位与责任：只有广州，明州，杭州三地可以放行外贸船只。从而集中管理，打击走私。
本着这个目标，航线的划分更十分细致：去东南亚和阿拉伯的船队，必须在广州启航，去日本高丽的船队，必须在杭州和明州启航。这两个贸易区的专门划定，就是两只大手，牢牢捏住外向经济的巨额利益。
尤其堵住走私空子的是，所有外贸船只返航后，必须要在原出海港口办理纳税事务，纳税完毕后才准许上岸。过往不法商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轻松偷税漏税的好日子，就此到头了。
对外国来华的贸易船只，元丰法也同样有了细致管理：外国朝贡的船只，必须由市舶司统一安排上岸的时间与登陆落脚的地点，在规定范围内落脚。外国官方的贡品，改由市舶司就地出售。这一条意义格外大，直接带动了内地的私商贸易。
连市舶司也跟着升了级，更名为“市舶提举”，由当地转运司来兼任。这样一来事权提升，办事也更方便。与此同时，对于外贸官员的营私舞弊监督和查处办法，在元丰法中也有相关规定。最重要的意义却是：市舶司从此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运营机构，直接由中央掌控。海外贸易的利润，也直接让中央尝到甜头。
尽管这个法律也同样存在缺陷，比如强制划定出海的地点和期限，增加了商人的负担与成本，甚至招来了激烈的反抗。特别是福建地区，出海就要绕道，更是损失惨重。但它的积极效益，随后的时代里也立竿见影：宋朝的外贸管理更规范，收益也更大，不但直接的税收增加，连带的商业也繁荣。市舶司的直接收益，也直线飙升：元丰年间平均水平五十万缗钱，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便突破了一百万大关。
也正是拜北宋历代高水平的管理与强大法律保障所赐，即使南宋初立，国家风雨飘摇，宋高宗也依然充满胆气，自信外贸可以获厚利。
但要说宋高宗只是吃老本，却也不公平。南宋全盘继承了北宋的外贸管理经验，除了继续增开港口，在招商引资方面也积极，多次厚赏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更懂开放搞活。比如北宋一直禁令严格的“禁榷”制度，其实一直不断松动。好些原先“禁榷”的商品，到了北宋晚期已经可以自由交易。而到了宋高宗年间，却是彻底不“禁榷”，连象牙和犀牛角这类北宋的违禁品，从此也可以自由贸易。沿海的民营经济，因此更加活跃。
而南宋市舶司的自身获利，更是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宋高宗年间市舶司的年收入，最高到了二百万缗钱，是北宋末年的一倍。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加繁荣的外贸，和越发欣欣向荣的商业。国土狭小的南宋，正是凭着自宋代以来累积的强大外贸实力，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得以扛住侵略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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