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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主席谈过身后事:希望火葬,骨灰撒长江

发布时间:2017-09-01 栏目:专题 投稿:认真的麦片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逝世,有一天毛泽东和护士长吴旭君议论起生、老、病、死的话题。

吴旭君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

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的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吴旭君吓呆了,好久没有说话。

“你怎么了?”毛泽东问。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吴旭君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他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毛泽东就问吴旭君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毛泽东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吴旭君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导电的。”

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嘛,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吴旭君想,我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吴旭君直率地说:

“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吴旭君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呢?”吴旭君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又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

正如美国作家r·特里尔所说的:毛泽东自身的闹钟敲出的谐音与社会的闹钟敲出的不一致。这正说明了毛泽东的辩证思维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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