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1919年5月4日，起初，它似乎如同往日一样平静，徐世昌在这天日记中这样记载：“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武官数人。到西园散步，写字，约章仲和诸人宴集”。章宗祥字仲和，刚由日本回国，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下午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三千余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们手执各种标语，上书：“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一面白旗上写着一付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之后，决定到各国驻华公使馆请愿。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来到学生当中，李说：“汝们现在可以解散，今天公使馆是不见客的，汝们就到那里也没有益处，有话可以由我转达。”学生中有人骂李是卖国贼。李长泰说：“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学生们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李长泰取下眼镜细看传单，然后说：“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说罢，李长泰登车而去，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出发。
天安门学生集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正在总统府聚歺的曹汝霖记载了以下过程：
徐世昌立即吩咐钱能训：“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决，不许学生游行”。吴总监即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席散之后，陆宗舆先行离去，曹汝霖与章宗祥暂留。不久，吴炳湘来电话说：对学生“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字香岩，时任京畿卫戍司令，引者注）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于是，钱能训打电话对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吴炳湘字镜潭，引者注）去办，请你不必过问。”段芝贵说：“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但吴炳湘则表示：“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段芝贵与吴炳湘都是皖系重要人物，但在处理学运的方式上，二人意见不同。
由于钱能训和吴炳湘的反对，制止了段芝贵出兵。
据《每周评论》记载，游行学生由天安门来到东交民巷西口，“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
五四当天为周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游行学生推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向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上书：“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随后，游行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赵家楼胡同进发。
曹汝霖和章宗祥从中南海出来之后，于下午2时30分左右乘车回到赵家楼曹宅。这时，警察厅估计游行学生将到曹宅示威，派来三、四十名警察，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当学生们来到曹宅后，曹汝霖回忆：“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那里去了。”“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未能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火立即跑出，被学生发现，将其围殴。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警员赶到，逮捕学生32人。
5月13日，京师地方检查厅就五四当天情况，对曹宅的两位佣工作了调查笔录，问答如下：“问：事先你们宅内知道否？答：那天一点多钟时，吴总监给宅内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说我们主人怎样，还要游行。我们得了这电话就预备了。后至两点多钟，主人回来也知此事，说关上门就得啦。”“问：章公使先在何处躲避？答：先在地窨，后因起火跑出来的”。“问：学生到你们门首巡警阻拦他们否？答：警厅下令，命他们敷衍，稍微拦拦他们。问：事先你们也知道了罢？答：吴总监给打过电话，说学生开游街会，恐要到那里去辱骂，别的事情总该没有，说不要紧的。”“问：门里边没有警察么？答：有四个巡警，见学生去了也就闪开了，并未拦他们。”曹宅佣工当时的问话笔录，肯定比曹汝霖晚年的回忆更为可靠。
有关五四当日的情况，各类史籍多有记载，不赘。
徐世昌是一位阅历甚为丰富的资深政客。五四学运发生之后，最初，徐世昌的反应相当平静冷漠。5月5日，徐氏日记这样记载：“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文官二人，幹臣来谈（钱能训字幹臣，引者注）。饭后写字小憩，阅公牍，十弟自津来。到怀仁堂接待各国公使诸人暨本国官员，游园看牡丹，茶会，又阅公牍。”这里，徐记载了其十弟的到来，但对学生事件却一字未记。5月6日，徐氏自记：“到怀仁堂，约两院议员游园看牡丹”。这就是说，在五四学运发生后的头两天，徐世昌竟然一连两天“游园看牡丹”。
与任何日记相同，徐世昌日记的记载方式也具有鲜明的选择性。徐曾记载：“今日蒙上赏腊八粥”。溥仪送来的一碗腊八粥可以记载，但是对于学生游行，包括曹宅被焚、章使被殴，却统统不记一个字。这种选择性记载方式，既是徐的价值观的反映，也是徐的政治经验的反映，或者说处变不惊，或者说静观其变。
与徐世昌的平静冷漠相反，五四学潮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纷纷就内外时局发表评论，重新认识欧战之后的世界与中国。
李大钊撰文写道：“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砲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关于中国代表采取的“以夷制夷”政策，李大钊批判道：“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他指岀：山东问题的失败，便是“群‘夷’相争，一‘夷’得手”。“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
5月9日，上海《申报》发表时评，标题：《图穷而匕首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平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
该文将巴黎和会召开前后，中国的期待与会议的结果作了一番对照，总之，过高的期待一旦破灭，其反弹必然是强烈的。
以研究系为主体的国民外交协会，原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耻纪念会，因五四学运刚刚发生，行政当局深恐再次引起骚乱，将这个大会停开。总统府致电朱启钤：“国民协会复欲于虞日（7日，引者注）在中央公园开会，以人心浮动，恐再有意外，不得不多方劝告制止。”
由于大会被停开，国民外交协会发表一个长篇宣言，表明政见，内称：“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当然，宣言的矛头肯定要指向山东密约的签约者，表示：“因此换文曾借日本金圆二千万，此则应由当局者设法清还，与我国家何与，与我国民全体又何与也。”最后，宣言转向西方列强：“公等既日以正义人道标榜于众，今乃许野心之国，犹为侵略之举动，然则巴黎之平和会议，直无正义可言耳……若仍以野蛮之举动，而偏悬文明之招牌，竟容受此横暴侵凌之所为，则殊有损文明国家之声价，正义和会之威严，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则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严格讲，山东很难说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但就宣传而论，这种联系与比喻则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
在中国，凡遇重大时政事件发生，必然引动各类人物卷入，借以展示其存在与影响。
5月6日，康有为迅速通电支持学运，内称：“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公元1126年，金兵初围汴京，宋钦宗罢免李纲，对金求和。陈东率太学生上书，痛斥投降派，要求复用李纲。宋高宗即位后，李纲再度被罢，陈东与进士欧阳澈再次上书，文词激烈，结果被诛。康有为将五四学运与陈东、欧阳澈直接联系起来，反映出康有为认识问题的方式，偏重于历史的传承，而对于时代因素则较为隔膜。并且，“食其肉而寝其皮”一类言词，也过于陈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康有为曾经发动并领导过清末“公车上书”，一定意义上讲，公车上书也可以说是学生运动，因此在思想情感上，康有为与学运具有其本能的相通的一面。
康电中的“从前专制”，指封建王朝。有趣的是，两年前，康有为作为主谋，积极参加张勋复辟，颠覆民国，而现在则反过来，以“今之为民国”的名义，告诫政府不得“上承从前专制之旧”。这里，康有为对民国的高调拥护，很难说出自其保皇观念的转变，恐怕只能这样解读：张勋复辟是被段祺瑞镇压，因此康有为与段祺瑞集团结怨甚深，于是，借助五四学运攻击曹、章，以发泄对段祺瑞集团的愤恨。对于段氏集团，康有为恐怕真的是“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
总之，在康有为晚年的言论当中，这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文字。
以上言论均出自段祺瑞集团的敌对势力，反过来，作为段氏集团的安福系，其对学运的看法必然不同。
5月5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评论，标题：《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
其中表示：“青岛问题关系我国主权，凡属国民均应起而力争，以民意为政府之后盾，庶几达到最终之目的。如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结合，表示民气激昂之态度，固非绝对不可，惟是对于事实宜详加调查，断不容以捕风捉影之谈，遽指政界一二要人曾当外交之冲者为卖国贼，甚至肆意殴打，焚毁住宅。姑无论事实上与外交问题毫无裨补，而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个人权利，似非服膺高等教育之莘莘学子所宜有此。”评论继续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为之太息不已。当兹社会主义思潮输入，民情易于激动之际，一任血气未定之青年为此无意识之纷扰，教育当局实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也。呜呼！曹、章所受之损害固为无妄之灾，而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吾书至此，不觉悲从中来也。”
五四学运带有强烈的暴力行为（纵火伤人），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执政者与非执政者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一般说，非执政的一方视为正义之举，大都表示支持，而执政的一方则强调法律，强调秩序。《公言报》对“捣乱”的抨击，正是安福系所处地位的反映。不过，《公言报》评论的要点，并非就事论事，仅仅着眼于捣乱与秩序，而是将五四与法国、俄国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表明安福系当中也不乏看问题相当敏锐的人士。该文发表于五四学潮第二天，这就是说，头一个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互为联系的，不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是《公言报》这篇由无名氏撰写的评论。
翌日，《公言报》再发评论，谴责暴力，内称：“前日北京学界因山东问题我国外交失败，结合多数学生为示威举动，愤激之余，竟发生打人放火举动，使庄严灿烂之首都，顿呈恐慌愁惨之气象。本报以此种举动不惟于外交毫无影响，且表示吾国人民对于国际重大问题，不能以冷静头脑细密研究对付之策，徒有无当事实之叫嚣跳踉，启外人轻视之心，益陷外交于困难地位，是以略示箴规，俾其悔悟，措词极为中正公平。不意外间发布传单，竟指本报为卖国贼之机关，痛加诋娸。嗟嗟，时至今日，已无是非曲直之可言……惟仍不能不揭橥正义，以敬告于国人曰：山东问题固为势所必争，而暴动行为则决不予以赞成。何则？国家积弱由来已非一日，吾国不能争胜于坛坫之间者，非尽外交当局之阘茸不才，亦由国内并无若何实力足为外交之后援也。”“断非打死一二官吏，焚毁一家住宅，即可使日本闻而让步，欧人出而赞助，不过徒演一种怪剧”。再次否定暴力行为。
五四学运的发生，直接诱因出自外交失败，为此，《公言报》于5月15、16、17三日，连载长篇社论，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标题：《爱国者先自省》。社论从近代历史说起，内称：“甲午一役，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注）初主和议，偿三十万金即可息事。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一蹶不可复振。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然后，社论将研究系与“清议一流”联系起来，认为：“世人痛外交之失败，辄思以国民为后盾，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引者注）之电报，外交协会之檄文（指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宣言，引者注），与其一派之机关报（《晨报》，引者注），屡申斯义，以鼓舞国人矣。此次之学生暴行，即鼓舞民气之结果也，亦即国民后盾之成绩也。”
关于民众运动，社论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拳匪初起，清政府亦尝利用，以为排外之具，卒之外不可排，而自身已失其指挥之能力，遂至自戕，赔款九亿，丧权辱国，是则鼓舞民气之成效也。盖民气同于水火，决堤飞火终必自溺自焚，吾愿国人毋妄发舍本齐末之言，以自杀而杀人也。”此言之意，就是将学潮与“拳匪”联系起来，意即操纵五四学运的幕后人物，将如同清政府操纵义和团那样，将招来“自溺自焚”。
最后，社论再次指向梁启超：“又忆六七年前，梁任公尝草说幼稚一文，历举国民幼稚状态而谆谆以保育为言。任公言论，久为中外所崇拜，及门同党（研究系，引者注）更当视为圭臬，不谓曾几何时，忽欲利用幼稚国民以为外交后盾，岂经过数载，以幼稚之国民已长成壮硕乎？抑国事危急，遂不顾其幼稚而教之舞刀弄杖以自杀乎……是又适以证明其为投机之政治家而已。”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欺凌，中国是战还是和，两种选择都有经验教训，这里不作深究。总之，这一回《公言报》公开点了梁启超与国民外交协会之名，半公开点了《晨报》与研究系之名，等于明确将五四学潮归之于研究系的煽动。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公言报》以甲午、庚子之败，作为反驳“清议一流”的论据，这个联系的意思就是，研究系关于山东问题的煽动言论，就是甲午、庚子年间不负责任的“清议一流”。
关于前述康有为的通电，《公言报》则是以算旧帐、揭疮疤的方式，立即回击道：“康南
海（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引者注）自复辟失败以还，久不闻斯人謦欬，乃静极思动，乘近日山东问题之机会，思露圭角，大发议论于沪上……盖吾国每遇一重大问题发生，必有一群至无聊赖之人，借此大出风头。”康有为对于五四学运的表态，是否出自“静极思动”，恐怕既是、又不完全是。
还有一种观点，站在超政治的立场，以纯粹的法律的观点看问题，代表人物即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梁漱溟。梁氏撰文写道：“我算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人，这一次被捕学生中间，也有我的熟友……但我今天拿我与大家不同的意思来投稿在大家认为学生派的报纸上，贡献于我同人。”这段开场白，首先声明与北大同学的关系，意即梁某并非与同学过不去。然后，梁文表明观点：“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其理由，梁氏指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关于被捕学生最终如何解决，梁文这样认为：“我初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顾全了法律，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曲……然我又想，终不如服罪的好。现在中国无所不用其特赦，我们实在羞与为伍，何必受他这特赦。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这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梁漱溟这个超政治的中性立场，在当时颇为别致。
另外，曾经任职于北京大学的严复，则对学运持负面看法。当年6、7月间，严复致函友人，其中写道：“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指南北和会，引者注）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徇群情，已将三金刚（曹陆章，引者注）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与梁漱溟相同，严复也是对纵火伤人表示不屑。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
邓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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