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二次征安南：削其国号，收复失地
原创作者丨胡丹（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明朝曾经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第一次是永乐时，将安南郡县其地，成为明朝的一个新的省（布政司）。然二十年后即失之，是为宣德二年，本号曾撰专文介绍。到了嘉靖中年，复有一次征安南之役，所知者就很少了。然经此一役，安南“皇帝”自投军门叩首乞降，明朝不但削去其国号，并且收复了丢失一百年的一块土地。
（越南莫朝地图）
（1）
宣德二年（1427）明朝从安南撤军后（“弃交阯”），双方复归“宗主”与“藩属”的本位，安南不再为明朝的一部分，但仍向大明称臣。
嘉靖六年（1527）安南权臣莫登庸篡夺黎氏政权，自称为帝（莫太祖，莫朝开国之君），越南进入“南北朝”的分裂状态。五年后（1532），作为原黎朝残余势力的南朝，派郑惟僚等十人，搭商船到北京，向明朝控告莫登庸篡国弑君之罪，请求明朝履行宗主国义务，出兵干预。这就是征安南之议的缘起。
事实上，安国自独立后，虽在名义上臣服于明朝，但在国内自行其是，国王自称“帝”，在奉中国正朔的同时，私自颁行自己的年号，还经常袭扰明朝的两广及云南沿边地区。从正德末年起，安国与明朝就已断绝了往来。
这年冬天，明世宗的头一个儿子降生了，按惯例当颁诏外国。礼部尚书夏言说，安南“久失朝贡”，不当遣使，并请讨之。夏言请求征讨不来朝贡的安南，实为“揣摩上意”的行为。因为他深悉世宗皇帝为人自负且很骄傲，还有点好大喜功。故此夏言首发征安南之议，是他“对症用药”，讨好皇帝的一种行为（他后来还支持了“复河套”之议，并因此罹祸）。
果然，世宗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决定征伐安南，并且马上征召在家赋闲的毛伯温上京，与咸宁侯仇鸾“治兵待命”。
（2）
明朝自永乐以来，从未主动对外用兵，而且“失交阯”就是一百年前的事，当时还是明朝的鼎盛时期，犹然不能保有安南，以今日之国力，足以征服它吗？大臣们都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反对用兵的声音比较强烈，其中以兵部侍郎潘珍和两广总督潘旦、广东巡抚余光为代表。
征不征安南，别的文臣还可以随便说说，反正不用他们负责，而一旦真的用兵，兵部和两广地方将承担全部责任。时势不容他们缄默。
他们认为，安南之患，还未到兴大兵征伐的程度。潘珍建议，“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传檄数莫登庸之罪，且令（南朝主）黎宁合剿。则莫贼父子不擒则降，何必劳师？”他希望莫登庸畏惧大明声威，主动请降，而不主张中国替人火中取栗，相反，安南维持分裂的状态，还是好事，只要莫登庸“奉表献琛，于中国体足矣”，完全不必穷兵万里。
由于朝中反对的声音太大，连素来刚愎自用的世宗也犹豫了。
恰在此时，安南南朝使臣郑惟僚等人乞师复仇来了，世宗怀疑安南奏报不实，于是借机下令，暂缓出师，并敕两广、云南守臣勘报。于是，用兵安南的事就此延宕，这年冬天，毛伯温也改任工部尚书。
（3）
嘉靖十六年末，云南巡抚汪文盛奏莫登庸闻朝廷发兵进讨，遣使入内地窥探，并且借用安南降臣的话说，莫登庸势弱易破，安南传檄可定。世宗心又动了，遂传敕，令遵前诏进兵。而就在这时，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朝辅奏进莫登庸降表，建议宽宥安南之罪，并复许其入贡。
同为云南镇守官员，汪文盛与沐朝辅的意见又两相分歧，世宗就将二人的下廷臣集议。
廷议的结果取得一致，认为沐朝辅“许贡”的建议不可行。
廷臣认为，莫登庸为篡逆之主，不可许其入贡，并非主张兴兵挞伐。而世宗早不耐烦廷臣意见纷纭，干脆下诏，复改毛伯温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令他整理军务，克期率大军启行南下。
可朝臣对此全不积极，制书下了几个月，两广总督张经才奏用兵方略，而且开口就说征安南须兵三十万，一岁之饷就达一百六十万石，造舟、市马、制器、犒军诸费又须七十余万，且我涉炎海，彼以逸待劳，实“不可不审处也”！等于说，用兵安南，不仅耗费巨大，而且必不可胜。而请即日出师的，只是钦州知州林希元。兵部尚书张瓒又毫无主见，一切逢迎世宗之意，碰到这种大事，只知道请下廷议，而议来议去，总无成策。令世宗又愤怒又无奈。他希望用兵，制服安南，但又害怕用兵不利，像宣德年间一样陷入交阯的泥潭，所以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使得用兵之事在三年里多次兴而又止。这次又被张经一吓，世宗移怒于张瓒，下旨切责之，而用兵之事也中止了。毛伯温又被调回都察院协理院务，几个月又白忙活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皇上“调戏”了。
嘉靖十八年二月，毛伯温改任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看起来，征安南之议已无人再提了。此间莫登庸多次上表乞降，世宗也由原来的主征改为主抚，这一年，因册立皇太子，升任黄绾为礼部尚书，让他去安南颁诏。可是黄绾借故推脱，一直到当年七月还没出发，世宗极为愤怒，将黄绾罢职。此时，原先首发征安南之议的夏言已经失宠去官，世宗下诏说，征安南之事，本一人倡，众人随，今夏言去了，群臣竟都诽谤我，说我征安南是误听夏言之言，遂各种推脱延慢。安南到底是该征该弃，你们说个痛快话！世宗用非常严厉的语气令廷臣再次集议。
当安南态度已非常恭顺，甚至多次呈递降表，再次情况下，世宗忽然又提出征安南之议，完全是多变的朝政触发的，而不是安南有什么新的动向。世宗严词指斥群臣只知逢迎，毫无定见，且首鼠两端，兵部尚书张瓒与廷臣害怕了，于是这回廷议的结果来了个大转向：一致同意用兵征安南。
于是在这年闰七月，再次任命毛伯温、仇鸾南征。
（4）
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鼍鼓山河动 ,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 ,朕与先生解战袍。
虽然词气慷慨，有鼓励毛伯温深入覆巢之意，但毛伯温深知世宗患得患失、害怕失败的心理，他更明白明朝的国力江河日下的现实，如果真的攻入安南，很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因此毛伯温多次奉命出征，他的方略都是一致的，即“迫降”安南。
毛伯温到广西后，会同总督张经，总兵官安远侯柳珣等，做了积极的军事准备，征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凡十二万五千余人，分兵三路，进击安南。同时云南巡抚汪文盛也率本省官兵，分三路策应。
军事准备是为和平解决准备条件，“扬兵而威之”，以兵促和（兵是手段，和是目的）。故此毛伯温通告各军，若贼首来降，即当奏闻区处，待以不死，如果莫登庸“昏迷不悛”，然后才可再动干戈。
嘉靖十九年十一月，莫登庸率文武臣四十余人，入镇南关，诣军门稽首乞降。安南之事，遂不血刃而定。
（5）
第二年，明朝遂下诏，削去安南国号，将其降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都统使，“世守其地”。
安南是明朝南方的大国，“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安南为最巨”，自莫氏篡逆后，为边患愈炽。可以说，对安南有可征之道。即便从当时明朝的战略形势来说，征安南有其必要性：嘉靖中期以来，北方蒙古鞑靼势力复兴，给广延的“九边”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在东南沿海，倭患也变得突出起来。“北虏南倭”交替袭来，明朝已无法任由西南边情继续糜烂。
安南投降后，虽然在名义上取消了国号，将该国原十三路改为十三宣抚司，通隶广西布政司。但安南独立的藩属国地位并没有变化，明朝没有像永乐时那样，派文武官吏对投降的安南实施直接统治，应该说这是明智的。不然，数年之后，安南可能又将变成一块烫手的山芋。事实上，莫登庸一方面接受明朝的都统使之职，一面继续在国内称帝。
此次征安南，除了解决了西南稳定的隐忧，还收复了一块失地。在宣德六年，安南乘明朝撤军之际，侵占了原属广东钦州的贴浪、如昔二都的四峒土地。在莫登庸请降时，明朝将交还四峒作为受降条件，“与登庸反复讲论”。莫登庸被迫将四峒土地人民全部归还，且“于降本中显言之”。嘉靖二十年，安南守约，将四峒之地及1000余户、3500余口百姓归还钦州。
明朝第二次征安南，是在国力已经相当孱弱的背景下，在对外关系中取得的一次完胜。如果再迟数年，当北虏南倭之患更炽时，恐怕安南问题就没这么容易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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