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外号“唐僧”，却痴心于毛主席的著作
1924年，拥军一方坐镇湖南的唐生智，听说广东国民政府正在执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创办了黄埔军校，觉得很是新奇，也觉得很有吸引力。于是唐生智就把自己的同胞弟弟唐生明等人送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一是为了学习，二是为了打探更多关于孙中山军营的信息。
不过此时有一人对唐生智是咬牙切齿，那就是时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赵恒惕认为唐生智的军事实力实在是太强了，远远在他之上，且唐生智频频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系，如若不除，他日必定是个祸害。
1926年春，赵恒惕以“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金光明法会”为名，让唐生智到长沙参加法会，借机除掉他。唐生智对此早有戒心，谢绝前往。接着赵恒惕又借财政会议之名，再次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开会，唐生智也是又一次拒绝。
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与湖南各界群众一道，于3月9日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市民大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大会通过《对湘局主张之二十四条》，提出“打倒赵恒惕”、“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请求国民政府北伐”等各项主张。
唐生智立即响应湖南各界的号召，发兵讨伐赵恒惕。12日，赵恒惕被迫通电宣告辞职，调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湖南省长。尽管势力在不断的壮大，但是，唐生智十分郁闷，觉得自己拥兵一方，和个土皇帝没有什么区别，更加违背了从戎的初衷。思前想后，唐生智决心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孙中山的国民政府。
其间，一位名叫顾伯叙的佛学大师开始介入唐生智的生活。不知他用了何种法术，竟使得这位驰骋沙场的军人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佛门将军”，人送外号“唐僧”。
唐生智不仅自己笃信佛学，还把佛学带入进了军队，并以此治理军队。他在军队里鼓吹佛学，传授五戒，借此增强军队的精神凝聚力。唐生智除了在部队中巡回演讲外，还将顾伯叙编印的教材《佛学大纲》发放给各级军官。
唐生智和顾伯叙一道不辞劳苦，一个营一个营的去为整天打打杀杀的兵士们受戒，军队所到之处必大兴佛堂，尽量做到金碧辉煌。受戒的时候钟钹齐鸣，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喝十顶礼，五体投地，场面蔚为壮观，因此这支万人的军队也被称为“佛军”。
尽管这些做法不乏迷信色彩，但是，在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的时代，唐生智这么做的确给中国各地的军队带来一阵清新之气。唐生智的兵士，每人都有一枚“受戒证章”，正面为一“佛”字，周围书“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八字，背面书写有“不乱杀、不偷盗、不妄语、不淫邪、不偷盗”五戒。
民国笃信佛教的军阀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像唐生智这样把佛教思想带进军队，并以此治军，认真贯彻的却是独一无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唐生智在国共内战时，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正是有着佛教的思想，秉持着减少杀生的宗旨，唐生智才反蒋主和。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在1946年以后，唐生智开始接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书籍，以后他又陆续读到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唐生智领略过毛泽东天才式的雄才伟略后，无不感慨地说道：“当时虽然体会不到这些书的全部内容，但还是感觉到这些书中思想的正确和伟大，也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开始考虑今后自己如何更好地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事。”
除此之外，唐生智还经常去自己创办的耀祥中学作报告，漫谈民主与和平，并且举办哲学讲座，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常识。在风云变幻之下，唐生智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努力地使自己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唐生智逐渐地背离了国民党，而更加地接近共产党。（张溥杰），选自拙作《民国轶事：风云人物的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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