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晚清人不爱国？淹没在史书中的全民反洋运动
老百姓只知道大清朝末年签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却不知道，在那样的时代，也有一些百姓，一些官员不愿意接受这种耻辱的命运，即使声音微乎其微，也在淳朴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鸦片战争打完，中英签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英国人得意洋洋，觉得这下子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然而，兴冲冲前来五口的洋人们，上岸之后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五口之中，上海仅仅是个小县城。对于进城不进城，洋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驻在上海的兵备道，把黄浦江和苏州河一带的荒滩租给了洋人，让他们自己解决居住问题。洋人很高兴地就答应了，道台大人还挺高兴，一钱不值的荒滩，居然可以收租金了，还顺便把洋人打发得远远的。没想到，20年后，这些荒滩反而成了上海最繁华的所在，寸土寸金。
但是，其他口岸可就有点麻烦，尤其是省城，比如广州和福州。按条约的英文版规定，所有的五口，英国人都可以自由进去居住。即使按中文版，英国领事也可以进城。可是，老外真的要进的时候，却进不去。中国的城市，有的城与市合一，有的城与市分开。城是政府所在地，有城墙，有守备，而市则不是。城市合一，则市也就沾了城的光，在城墙里面了。如果城市像西方那样，主要是市民和市场之所在，那么洋人进来还是不进来，关系不大。但是，政府所在，有衙门，有官员。官员见到洋人，就感觉不安全，所以打心眼里不乐意让洋人进来。当然，皇帝也是这个意思。签条约时，为了尽快打发人家上路，没有细看，等到签完了，才回过味来。于是安了心，不想让洋人进城。道光皇帝的小九九是，如果洋人进不了城，那么五口即使开了，也等于没开，他老人家依旧可以在紫禁城踏实地做梦。
1844年，英国驻福州的领事李太郭到福州上任，居然被安置在城外的一间破房子里，像一个棚户。这位领事老爷，居然安之若素，待了三个月。其实，洋人并不喜欢进城居住，那时的中国城市，没有上下水道，垃圾乱丢，粪便则全靠农民进城运走。如果农民来得不及时，靠水的，马桶就往水里一倒完事，脏、乱、差、臭，跟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相似。此时已经开始讲究卫生的欧洲人，当然不乐意进来，这就是为何这位领事老爷能在城外待这么长时间的缘故。但是，进城是领事的使命，不进城，怎么跟中国的官府打交道呢？所以，当英国公使发现他的福州领事没进城时，就亲自出面，一定要李太郭进城，在福州城里于山上的白塔寺附近找间房子。
结果呢，福州士绅们马上应声而动，联名出面抗议。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以“民情不顺”为借口，就给挡驾了。当然，洋人真的要进来，鬼点子也是很多的，李太郭已经暗度陈仓，找了乌石山积翠寺的和尚，在积翠寺租下了房间。显然，福州的士绅，对阻拦洋人的官方意图，理解得不是那么透，活儿干得也比较糙。
刘韵珂和徐继畬两位，在当时的地方大员中，还算是明白人。面对既成事实，找来条约文本看过，觉得实在没法把住进来的洋人领事赶出去，只好忍了。但是，皇帝的旨意必须贯彻。刘韵珂就派人传谕各个商家，不许他们跟洋人做交易，同时派人暗中稽查，一旦发现有跟洋人交易者，严惩不贷。让你进来了，什么也干不成，白搭。
与此同时，进城的洋人，日子也不大安生了。领事馆的翻译巴夏礼，仗着自己中文不错，在城里走动，被一群人砖头瓦块伺候，打成重伤。这个巴夏礼后来做了英国驻广州领事，蓄意借“亚罗号事件”，挑起战争。当年，这个仇就结下了。不仅巴夏礼吃了亏，陆续有好些进城的英国人，包括海军军官，都遭遇流氓的黑手，不是被撕去了肩章，就是包被掠走。起哄、戏弄、喧闹，进城的洋人，就像进城的乡下人一样，总是吃亏。告到官府里，一定说是地痞流氓生事，但拿不到人。
其实，欺负洋人的敌意，原本就是官方授予的。不仅福州如此，广州更严重。折腾了十几年，洋人领事，都进不了城。只要进城，就一定会有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出来拦截、打闹。那边换了多少任的公使，这边换了多少任的总督，都没办法。皇帝也换了，道光的儿子咸丰上台了，但还是那个旨意，不让洋人进城。闹到1856年，英国人加上法国人，用大炮轰开了广州城，抓走了总督叶名琛。这回，进城了。不仅进城，而且把广州将军柏贵变成了他们的傀儡，吆喝来，吆喝去。还抓来苦力，为他们干活，个个都戴着官员的大帽子。
到了这个时候，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一声不响，他也忍了。（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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