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总理震怒的中国头号诈骗案：伪造总理批示 骗出国库20万！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 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因见信封上写着“急件”，行长秘书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拾元票；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她抬起手腕见手表指向了6点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马上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未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号，一边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正是人稠的时候。发行局朱科长三人抬着两麻袋钞票进了民族饭店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向公安部门报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
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而15行横格纸，也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
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第二条，前几天办公室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这时，“赵全一”的模拟画像，也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王倬，又名王连升，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公安部门决定零点动手！零点整，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一个侦查员跳进院子，打开门，其他侦查员鱼贯而入。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搜！”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
天大亮了，侦查员们借来铁锨、镐头等工具，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赃款依然没找到。
负责行动的刘汉臣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王倬最近因为被朋友借去资金投资失利，一心想扳回老本，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他就动上了银行的心思。
王倬所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他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临摹总理字迹。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1960年2月，王倬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信封是从部里找的。公文纸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7日晚上，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然后实施了诈骗活动。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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