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乱的世，如何容得下最纯的人
文/杨博 图/网络
魏晋风骨自曹魏始逐渐养成，有晋一代发扬光大，至刘宋已降始终余音不断。而魏晋时期也是中华少有的自由时期，思想自由、身心自由。于是很多当代人无限向往魏晋，以为没有魏晋，就不能欣赏嵇康千古绝唱的死法，品味阮籍醉酒的癫狂，聆听孙登长啸的洒脱，体味骨子里透着智慧的玄言。那“我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何必见戴”的豁达也只有那个时期才能得到完美体现。
而之前的中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使中间往往“杂王霸而用之”，儒家思想始终是主流。经学之家往往能世代获得官职，他们的学生也常常走上仕途，以至于出现了袁家这样的“四世三公”。
那么为什么又能出现又一个百家争鸣时期呢？
原因有很多，我想，其中不外乎两个。其一，当时军阀混战很厉害，即使是当朝天子仍不免被各路诸侯争夺，何况普通百姓，大家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因此很多想法都很实际，那些所谓的出将入相的理想可能也要放一边，自然儒家的济世情怀就要放一放了。其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朝廷用人方略有变，经学不再成为敲门砖。这源于曹操发布的几道“招贤令”，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凡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要。这一举措对儒学传统是一个绝大的打击。
基于以上原因，当时的社会开始崇尚玄远，不谈佛论道就不能跟上潮流。大家更注重自身的存在和当下的享受，沉浸在对宇宙广博和人生渺小之间的矛盾中，往往流露出真性情。在儒家看来各种悖逆之举被认为自然、率真，阮籍母亲死了照样喝酒吃肉，刘伶一天酩酊大醉，王戎去世后，司马昭一众学驴叫哀悼。凡此种种，不可胜数。有很多人放浪形骸，活在当下，看似完全自由，其实是更不自由的表现。鲁迅先生就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不过事情可能并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阮籍自己癫狂，但是对待后代一点也不狂，他一点也不愿自己的儿子效仿自己。嵇康把什么都不放眼里，但是《家诫》里要求后代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的儿子嵇绍果然听话，最终为皇帝殉难。
颜延之作为颜回的后人，当是儒家的代表。他在南朝文学史上举足轻重，和鲍照、谢灵运并称“元嘉三杰”。在一般人看来，颜延之也是颇具魏晋风骨的人。他饮酒无度，常与谢灵运、王僧达等唱和吟诗。性格狂放，《南史》说他“不能取容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意激扬，每犯权要。”又言“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回隐，故论者多不与之，谓之顔彪。”宋文帝有一次想见他，几次派人传召都不见，只在酒店卧袒，等到他日酒醒了才去，可见其特立独行。
然而颜延之不是只有这一面。他经常“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不禁让人想起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回也不改其乐。”他儿子颜骏因为帮助宋孝武帝讨灭刘劭而权倾朝野，生活奢靡，但颜延之对一切物品一无所受，所有的器具衣服一样不改，还住老房子，坐老牛车，路上遇到儿子的车队就避在一旁。还爱好骑马走街串巷，走到哪喝到哪，怡然自得。
颜骏作为颜延之的儿子，没有看到父亲深层次的内涵，生活奢靡，无所节制。他爱造亭台楼榭，宾客来了也不起床，虽然有严父教导仍不悔改，最终被孝武帝所杀。
儿子不听话不能认为是做父亲的失败。颜延之曾颁布《庭诰》以示子孙，其中要求“游道虽广，交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诲，必藏其枉情。辅以艺业，会以文辞，使亲不可亵，疏不可间，每存大德，无挟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终。”
他的后世子孙颜之推给中华文化留下了让人称道的《颜氏家训》，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早教达人。
表面的放诞与内里的中庸，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也并不矛盾，它就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明代大儒张溥说“名士在世，动得颠挫，俯循人情，以卑致福，虽能言之，不能行之。即不能行之，未尝不深知也。”虽然口上说，但是不能做。即便不能做，也深知不能做的道理。这大概就是当时名士生存之道吧。一个人可以怪诞，可以放荡不羁，这都无关大雅。若自己都对自己的故意施行的行为不加管束，认为就该如此，那就离灭亡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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