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要下马，陈毅和林彪、张爱萍各说了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穷的叮当响了。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迫使中国必须尽快搞出原子弹，否则中国处处受到苏联和美国的核讹诈，在国际战略上会极为被动。美国在1953年把核弹头运往日本侵占的琉球，1955年考虑用原子弹轰炸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所以对美国来说，炸了中国，中国也拿美国没办法。
毛主席是主张搞原子弹的，他说中国要在世界上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主席一声令下，中国各部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原子弹研究。本来一切都顺利进展，可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导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是再穷也要搞原子弹，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1960年，还处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会议，是国防科工委的内部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原子弹怎么办，上马还是下马。
主张下马的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同志以经济战线为主，他们深知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他们并不是反对继续搞原子弹，而是暂缓。缓个两三年应该不是问题。苏联和中国交恶，中国再得不到苏援了，中国的科技水平非常落后。没钱没技术，拿什么搞高精尖的原子弹呢？再说，中国穷的饭都快吃不上了，即使饿着肚子搞出了原子弹，也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毕竟搞原子弹是要花大钱的。不能为了养一头壮牛而饿死了几百头羊，这是不划算的。
而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主要是军方人物，比如几大元帅如陈毅、聂荣臻、贺龙、叶剑英，还有张爱萍，他们是站在国际战略上看问题的。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再穷也要搞出原子弹，不然中国只能接受美苏的核讹诈，国际生存空间日益减小，还谈什么独立的经济发展？
张爱萍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来反驳反对派的意见，他说：中国即使再穷，手上也得有一根管用的打狗棍。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有了原子弹，美国就不敢再讹诈中国，中国就有足够的国际生存空间来维系国内的经济发展。
可是，针对陈毅这句气壮山河的话，反对派当场反驳，说陈老总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可问题是咱们要是没裤子穿，难道大家都光着屁股，不吃不喝去搞同样不能让中国人民吃喝的原子弹？
两派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派同志认为没有经济实力就搞不出原子弹，那派同志说没有原子弹中国就没有条件发展经济，谁也说服不了谁。主持工作的刘少奇觉得两派的观点都有正确之处，原子弹研究涉及面太广，也太敏感，还是慎重一些好。刘少奇觉得现在先不急于下定论，搞还是不搞，先把中国原子工业的情况搞清楚，看是否有条件搞。
张爱萍和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刘杰，以及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等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开始对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进行深入调查。
在当时，无论是领导人的意志，还是人力，物力都是有利于继续搞原子弹的，原子弹下马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所以，调查组成员普遍认为原子弹还是应该搞，至于经济困难，大家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八年抗战那么艰苦，也也挺过来了吗？毛主席都带头降低工资标准了。
原子弹应该继续上马的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打给谁了呢？当然是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了。林彪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后来也干了不少那种事，但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林彪还是非常敬业的。林彪本人是主张搞原子弹的，不然，他这个国防部长在国际上也当的不硬气。林彪坚决支持陈毅、聂荣臻等元帅的观点，林彪说了一句话：”原子弹必须要搞成功，一定要响，哪怕是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给烧响！”
大家仔细算了一笔账，其实搞原子弹的花费不是什么中国承受不起的天文数字。据调查组预测，要搞成原子弹，需要经费约787万人民币，按当时的国际汇率，约有12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个人来说当然是天文数字，但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大家咬咬牙，省一省，也就挤出来的。
报告呈到最高层，最终结果很快出来：继续搞！中国需要原子弹，这远比省下一些钱更重要。
主张原子弹暂停的观点自有其道理，当时的经济压力确实非常大，但原子弹成功的效应所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则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就像国家再穷，总要有军队保卫国家，必须支付军费一样。国家穷，总不至于把军队都给解散吧。核武器是军队吗？当然是了！没有两弹一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世界级大国的地位。所以，花再多钱搞出原子弹，在当时来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至于有小说家讽刺陈老总“当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说宁要核子不要裤子，不顾民生。什么是民生？有很多种解释，但有一种“民生”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就是中国领土上不会有外国驻军。否则，再发达的经济实力，那也只不过是一头肥牛，而中国要做的，是一头雄狮。雄狮虽然不如肥牛体形庞大，但雄狮可以吃掉肥牛，而肥牛是不可能吃掉雄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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