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卫犯立煌，不逃往台湾，55年突回大陆，上演国军版“归来”
国民党的战局一败涂地，许多国民党党政要人已经要么自愿、要么被逼，准备行囊，跟随老蒋溃退到台湾去。
卫立煌压根就不想去台湾，一旦到了台湾，他是插翅难飞了。但他也知道，毛人凤正在指挥保密局的特务对不准备去台湾的著名人士和将领进行劫持或暗杀。他琢磨这一回自己的名字肯定上了毛人凤的暗杀黑名单。说来侥幸，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43名战犯中卫立煌的名字列在第28位，这在无形中反而帮了卫立煌的大忙。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因为他知道，在特务看来，他卫立煌不敢不走，否则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他。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便下令将在卫家监视的宪兵全部撤出。但特务仍盯在那里。卫立煌想想老蒋仍然实权在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乘特务不注意，坐上自己的车，佯装出门兜风，一直开到上海。在一个王姓朋友家，他剃掉平时喜欢蓄着的小胡须，用7天的时间办手续、买船票，只带柴春生、任异堂两名随从南下香港。在海轮上，换了中装的卫立煌又戴了一副墨镜，贴了两片头痛膏药，俨然是一富商模样。船在台北停一小时，为避免遇到麻烦，卫立煌通过熟人由头等舱暂时躲到船头去。到香港后，卫立煌一行住进铜锣湾国泰酒店。几天后，他的下属又回广州接来了卫立煌的儿女，并取来行李。又过了十天，妻子韩权华也由海路从上海来港，全家团圆。
卫立煌一到香港后，先用一个假名登记住进一家旅馆，终日闭门不出，后来找到一所公寓，安居下来。他就在这里韬光养晦，在香港当起寓公。但是他对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关注，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的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了头，就要起义了。“民革”的同志了解到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说：“我现在去北京还不是时候，我是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现在去北京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蒋介石更可以把自己指挥失误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反而给蒋介石以口实。”说到这，他很郑重的对来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到新中国的，等等再说吧。”
日子就在卫立煌的等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天，这条“改朝换代”的要闻登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
卫立煌坐不住了。此时，他与大陆方面联系的渠道已经沟通。于是，他和他身边几位贴身随从字斟句酌，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
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按“江”在电文系汉字代“三日”。这份电文，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卫立煌对祖国诞生新政权衷心向往的心迹。近半个世纪，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地位虽节节上升，但细想来，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国共对垒，多半还是“国人打国人”，恍如一场梦，梦醒时分除了遗憾还是遗憾。对共产党和新政府，他寄予极大期望，盼望新中国如日之升，光芒万丈。
早在十多年前访问延安时，卫立煌就称颂那里“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那时他已隐约感到，共产党朝气蓬勃，有可能成为主宰中国的政治力量，甚至提出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林伯渠根据卫立煌的实际情况，答复他说：“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果然，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指挥所部积极作战，并顶住压力，向列入其战区序列的八路军拨发了大批武器弹药，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上，卫立煌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作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从而加速了解放军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基于这些考虑，被困香港的卫立煌向新政权领导人拍发祝贺电是顺理成章的。不久，卫立煌就得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欢迎卫先生随时回来！
可是对大陆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是有顾虑的，他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病），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归国的有下面几个原因：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准备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恰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他曾几次搬家，从国泰搬到金龙台9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不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毫无消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此外，经济原因也是促使他回国的重要因素。开始，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生活在一起，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由他的一个秘书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个多月，便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式辉随后也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之下，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还有一个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
恰在此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
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叮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写信告诉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只是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女士当时还有些顾虑，她对在香港的中共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
卫立煌则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大陆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同志介绍了大陆上生活的情形以及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很快打消了韩权华的顾虑。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交往多年，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没有什么顾虑。他坚定地表示：“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别的什么也不想。”回国已经成为卫立煌的坚定信心。
为了保证卫立煌能够安全地返回祖国大陆，在香港的中共工作人员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布置。1955年3月初的一天，卫立煌声称要到市区朋友处小住几天，开始他的行踪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3月13日，港九各报便登出消息，大意是卫立煌不知去向。各界对卫立煌的行踪产生了无数的猜测。
1955年3月14日，卫立煌从香港九龙秘密抵达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在船上，一间豪华的特等舱里，坐着一对年纪50多岁的夫妻，男的穿着中山装，女的穿旗袍，从气质、谈吐来看，他们都不会是一般的等闲人物。是的，他们不是寻常百姓，只要了解一下他们的过去，谁都会大吃一惊，男的就是卫立煌，女的就是他的夫人韩权华。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卫立煌自打上船以来就很少说话，他既兴奋又感慨，总望着大海长久的出神，回忆往事。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
3月15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今珠海市）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达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随后会见了他。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接待罢前来采访的新华社、中新社记者后，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报告自己的安然归来。17日上午9时许，林李明派秘书送来毛泽东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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