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实情让人倍感沉重
1972年5 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为癌症，至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毛泽东始终没有去看望过病中的周恩来，甚至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这其中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976年1月10日上午，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主席指示，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文革小组”立即下达了限制和阻挠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各种禁令，致使悼念周总理的悲愤转化为强烈怨愤，致使后来演变成天安门广场风暴。
毛泽东敏锐觉察到群众悼念活动“背后的政治动向”，他在一份材料上批了“悼念虚，复辟实”六个字。所谓“复辟”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定周恩来是“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他为表明自己的这种政治态度，因而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也明确拒绝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恳求，固执己见。
1月12日，毛主席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主席还曾说过：“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分析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毛泽东对周总理反对他搞文化大革命而耿耿于怀。“文革”期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批判和斗争，明确的有五次之多。
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上海《时报》等报登出“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伍豪”是周恩来使用的化名之一。之后中共内部刊物《实报》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发表声明和布告，严厉批驳“国民党的造谣污蔑”。这是一桩早已尘封的历史问题。
文革中这件事又被从旧纸堆中翻出，毛泽东指示“不要扩大这件事，以免造成不好影响。”这是故意闪烁其词，留下悬案。
毛泽东有意揪住不放“伍豪启事”，困扰和折磨着周恩来，他临终前曾对邓颖超谈过“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伍豪启事”，此事成为周恩来至死未能消除的一大心病。
1972年5月召开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毛泽东曾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要他现身说法，作“总结党内路线斗争教训”的发言。周恩来原先只写出发言提纲，没有过关，只好写出长篇发言稿，写了十天，累得面部浮肿，双腿肿至膝盖以上。
周恩来谈及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时，特别强调毛主席对自己的“挽救”和“教育”，“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
在“文革”艰难岁月里，身患绝症的周总理支撑乱局，国内外声望空前提高，而那种“自毁形象”的检讨，恰是毛泽东贬周和批周所需要的。
疑心“擅自做主”，对周恩来“批评帮助”
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他临时动议要求同周恩来商谈“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立即电话请示毛泽东，被告知“主席已经睡了”。周恩来犹豫再三，仅与基辛格举行了简短会谈，强调只交换意见，不作定论，“要请示报告毛主席”。
尽管如此谨慎，可当周恩来把会谈内容报告毛泽东时，毛还是恼怒了，批评周恩来不向他请示就“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斥为“右倾投降主义”。
毛泽东随即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帮助”周恩来，并批准江青提议成立“帮助小组”的要求。经过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近半个月的批斗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明显加重。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污蔑周恩来是“党内大儒”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
江青多次召集会议，批 “现在的儒”，批“宰相儒”。
6月，就在江青指挥批“党内大儒”、“批周公”的同时，毛泽东再次修改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批判“经验主义“的，周恩来被点名是“经验主义的代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突然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又一次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周恩来。而此时血尿大增、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当然明白，那些所谓宋江“搞修正主义”、“架空晁盖”，所谓“投降派”等等隐语，都是指向他的。
9月20日，周恩来做第四次大手术，他感到这次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于是手术前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内，用了一个小时仔细阅改他1972年6月23日所作的“伍豪启事”专题报告记录稿，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日期。在现场的人描述：就在医护人员把周总理推入手术室的刹那间，他突然抬起头悲切地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愕和悲痛，有人默默流下了眼泪。（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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