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公报》社长，蒋介石的幕僚长，是他提议毛主席到重庆谈判
吴鼎昌（1884—1950）曾主持《大公报》，任社长，后投奔蒋介石，使《大公报》的立场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工具。
曾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曾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结果弄巧成拙。
吴鼎昌，字达诠，写文章则署名前溪，原籍为浙江吴兴。他的父亲吴赞廷在四川绥定府署作幕僚十七年之久，退归林下，即在成都定居作寓公，置有田宅。吴鼎昌1884年生于四川华阳。1896年，吴鼎昌入成都尊经书院，十六七岁考中华阳县秀才，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后考取官费留学资格，1903年离开四川东渡，先入东京预备学堂，毕业后，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读了四年，毕业回国。
吴鼎昌在留日时期，虽曾加入同盟会，但只是个挂名会员，极少参与同盟会的政治活动。除准备功课外，他一心练习做诗和小楷书法，作回国后步入仕途的准备。1910年他回国后应政府考试，果然榜上有名，以“最优等游学毕业生”中商科进士，被任为翰林院检讨，并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当时科举已废，他“中”的当然是“洋翰林”。
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成立了大清银行清理处，他参加了清理处，准备接收大清银行。同年5月，吴鼎昌加入共和党。由于他日本留学时就加入过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吴鼎昌在上海为革命党筹措经费，任军用票发行局总办。
在南北议和期间，吴鼎昌标榜革命，宣布脱离大清银行以免惹是生非，但在暗地里依旧与大清银行的上层人物函电往来，共同密谋改组。同时他又在上海制造气氛，扬言什么将来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总裁非大清银行方面参加革命的吴鼎昌莫属。当和议告成，吴鼎昌又回到北京，对唐绍仪、熊希龄等进行拉拢，果然他所希望的中国银行总裁的职位落在他头上。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清银行压根就没有改组为中国银行，而仅仅是成立清理处，中国银行靠自己另起炉灶，由财政部拨款10万元开张。这样同吴鼎昌原计划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的本意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离职，干不下去的吴鼎昌只干了八个多月的总裁就悻悻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向袁世凯举荐吴鼎昌，说他是个理财专家。但袁世凯以貌取人，又因吴鼎昌参加过同盟会，对吴鼎昌不以为然，仅任为林务处督办。1915年2月，袁世凯授吴上大夫衔。12月吴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大典筹备处办事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吴鼎昌又起而追随黎元洪，于6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0月黎元洪授予吴鼎昌二等嘉禾章。1917年4月，周作民创办天津金城银行，吴鼎昌为发起人之一，任董事。7月份，河南督军、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镇芳拨盐业银行25万元支持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受到惩处。吴鼎昌与段祺瑞没有关系，只是与徐树铮有交情。徐举荐吴到盐业银行查账，段祺瑞也就答应把张镇芳一案交给吴鼎昌先行查账，然后再对张发落。与吴鼎昌有旧关系的盐业银行协理为了营救张，向吴献计：倘若吴能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就必能查出盐业银行为复辟用款的事。吴于是接收了盐业银行。张镇芳求开脱罪名，经徐树铮和吴鼎昌的斡旋，张获特赦。为感谢吴鼎昌，张镇芳把盐业银行一部分股票赠送，吴于是一切大权在握，张虽仍任总董事长，但徒有虚名而已。
1918年3月，曹汝霖为财政总长，吴鼎昌任财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2月，吴鼎昌任南北议和北方代表。他反对恢复国会，参与了种种破坏和议的活动。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垮台，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吴鼎昌失去了安福系的政治依靠，于10月被吴佩孚列为祸首撵出政坛，吴鼎昌丢官罢职，只好当他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去了。
1922年1月，吴鼎昌利用他手中的盐业银行，联合金城、大陆、中南几家银行，发起创立四行储蓄会，任主任。这四行及其储蓄会，封建色彩十分浓厚，主要以北方几省为营业中心，吸收封建军阀官僚的存款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借款，同时也投资在北方军阀政府的库券、公债上，专门为北洋军阀政府服务。四行储蓄会，在当时的银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吴鼎昌因而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人物，风云一时，成了与南方的江浙财团对抗的大财阀。
吴鼎昌既然掌握了四行储蓄会的权柄，就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机构大量吸收游资，同时大肆做外国公债股息生意。北伐时期，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宣布中国关税独立。吴鼎昌非常担心这个新兴的革命政府不承认北洋政府时期同欧美各国政府所订的条约，以至影响他买卖外国债券。当他得知国民政府继续维持旧债的信息，而且善后借款公债(以中国海关盐税作担保)更是稳坐钓鱼台，喜出望外，立即大量购进这种股票。不久这种公债果真惊人大涨，吴鼎昌靠投机取巧获得汇丰银行支付的大额英镑息金。
1926年，安福系倒台了，一直沉溺于官场的吴鼎昌在“树倒猢狲散”后两手空空，只剩下一个盐业银行总经理支撑门面。他觉得必须面向南方，另求发展。这时，胡政之在北京办国闻通讯社，闲时经常来天津串门；张季鸾失业在天津闲居，吴鼎昌无可奈何地在天津任他的盐业银行总经理。三个当年留学日本的老同学在日本租界相聚，大有“桃园三结义”之慨。此时，由于安福系的倒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举步维艰。这三位朋友看到紧闭双门的天津《大公报》时，很快就萌发了接办《大公报》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由吴鼎昌拿出5万元，由胡政之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手中购买了旧大公报馆，以胡政之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干部，原旧大公报员工为基础，加上张季鸾一杆生花妙笔，犀利文锋，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又继续刊行了。《大公报》新记公司，以胡政之为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吴自任社长。
当《大公报》旧貌换新颜之时，正好是北伐军顺利进军湖北，与吴佩孚军队大战于汀泗桥之际。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头版头条便是吴鼎昌以“前溪”笔名写的《战卜》。这是一篇分析时局的文章，文章说：“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着重说明《大公报》的不偏不倚的对待时局的态度，也体现了办报初期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宗旨。但是善于观察气象的吴鼎昌还是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他深知《大公报》这个政治武器所能发挥的效能，他灵活自然地掌握着《大公报》，充分利用《大公报》来达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目的。很快，他就“机敏”地发现当时革命阵营里完全以利害关系分裂成许多派，有隙可乘。于是，吴鼎昌连续写了《注意国内及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等多篇评价，向读者说明北伐军有“赤俄为之扶助，有青年为之宣传，有国际势力与之况争”等。
过了不久，吴鼎昌完全看清了蒋介石确有叛变革命的明显迹象，就立即在《大公报》发表署名为“前溪”的社论，题为《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求蒋介石早日表明，是“赤化”还是“反赤化”。吴鼎昌的这篇文章意味着，中国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群龙无首”，要求早日找到一个主子。果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将刺刀嚯嚯刺向革命人民，建立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政权。吴鼎昌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1927年1月，吴鼎昌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中国新经济政策》一文，还发行了单行本四处散发。他以一个“经济学者”的身份到处活动，希望以他的经济思想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吴鼎昌抓住“国难当头废止内战”题目，借题发挥，在1932年5月间于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以及钱业公会四个团体，发起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5月17日，吴鼎昌在上海地方维持会上演讲：“国内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内战促其崩溃，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往往不难再出现于全国。”由他起草了大同盟的章程10条，强调“鉴于外患内忧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以期安内对外”。列名通电的都是上海“闻人”。6月9日，吴鼎昌又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他在南开大学“废止内战大同盟”的演讲稿，标榜此运动是由他一手经办的，以突出他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1930年到1934年期间，他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东南四省的匪祸》《共祸果足畏耶》《剿共与灾民》《匪区之追击与清理》以及《消灭残匪还须努力》等文章，宣扬其反共谬论。同时他又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如何救中国》，鼓吹建立所谓“好政府”，拥护“好领袖”以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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