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多了咋办？看这位大儒提的奇葩建议，不喷他都不行！
原创作者丨胡丹（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父亲节要到了，咱们提前说个古代家长与子女关系的话题。为什么要提前说，诸君一看便知——
现在，常有一些代表和委员，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提一些不过大脑的奇葩议案和提案，让人笑破肚皮。其实在古代，不乏此类奇葩，甚至是毫无人性的提案，有些还是所谓“大儒”的人提出来的，教人直呼（喷）“大儒”的水平只有更low，没有最low。比如清代有位“旷代醇（s）儒(b)”汪士铎，竟然疾呼“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他的高见是：“治民须欲民富，而欲民富，首当行溺女之赏”，并建议穷人“不可生女，生则溺之”。清代人口疯长，汪士铎试图通过大量“溺女”来遏止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这提案，直教人无以为对！
（一）
“溺女”，您可别以为是“溺爱女孩儿”，俗话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怎么爱都爱不过来嘛！错了，我今天讲的“溺女”，是特指对新生女婴施以溺毙。
有人记下了溺女的情节，说“凡胞胎初下”，稳婆（接生婆）将新生儿举起来，看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孩，就以一手将其盖住，悬置于盆上，问其家人：“要不要（存否）？”如果答：“不存。”稳婆就坐下，叫倒水，然后将孩子倒吊过来，以头入水，当即将其溺死。有的女婴体力较好，一边呛水一边挣扎，腾跃而大啼，稳婆即用力捺住其首。女婴一时不死，辗转其间甚苦，她母亲或汪然泪下，却不加阻止。只一会儿，女婴无声，稳婆撩之不动，始将其提起，然后整衣而去。
这是被接生婆子杀死的，其实更多的女婴是被她生身父母亲手溺杀！这要多么硬的心肠啊！
“溺女”在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是很久远的习俗，与裹脚一起，同为残害女性的两柄利刃。
清朝入主中原之初，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曾向朝廷报告民间溺女陋俗，顺治帝听了非常吃惊，道：“朕向闻有溺女者，犹未之信，今览宪臣奏，始信果有其事。”并对此“俗”深恶痛绝。然而，溺女之俗却在清代非常盛行，特别是随着所谓“盛世”（实为普遍的贫困化）的推进，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有清一代被溺死的女婴不计其数，许多地方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延续着这一陋俗。
那么是哪些地方盛行溺女呢？主要是人口较多的南方各省。据相关文献记载，南方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以及北方的山西等省，都有溺女之风。
如广东“溺女之风，所在皆然”。福建民“不喜多子，以杀为常”（同治时期刊刻的《省例》，列闽省恶习，大要有四：曰火葬，曰溺女，曰花会，曰械斗）。江西民人“皆以生女为嫌，每多溺弊”。湖南“风俗向有溺女陋习，至今相沿，牢不可破”。浙江所属嘉兴、湖州、杭州、严州、绍兴、金华、衢州、宁波、台州、温州、处州等十一府，无不盛行溺女“敝俗”。即使到了清朝晚期，溺女之风仍然很盛。如福建福清县“比户而计，实无一户之不溺”；侯官县“乡愚多溺女，岁以千计”。江西弋阳县“生女勿举者，十尝三四（十个女孩，能活的只有三四个）”；靖安县更甚，该县“为户三万有零，生女之数岁不下数千，其愿养者十之一二，溺弊者已十之八九”，这个县百分之八九十的女孩在初生时就被杀死了！
如此大规模的杀人，且杀害的是自己的柔弱无助的至亲！简直让人以为这不是文明之国，而是误入蛮荒的野蛮时代。读到这大量的史料，我是瞠然无语的。
（二）
清代盛行溺女，导致全国，尤其是南方各省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口性别比例是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指标，其基本含义是平均每100个女性所相应的男性人数，计算公式是：性比例=男性人数/女性人数x 100。如果得值数大于100，表明男性人数多于女性人数；反之，则男性人数少于女性人数。数值在97-105之间为基本正常。
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数据，我们来看浙江嘉兴府的例子。嘉兴位于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的太湖流域，盛行溺女。据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该府大小男丁为1，342，682人，大小女口为970，901人，性比例达138.29。以后乾、嘉、道光、同治等年该府人口性比例均超过130，与1928年浙江全省人口性比例131大致相当。可见其人口性别结构是严重失衡的。
嘉兴并不是最高的，比如一向存在“溺女之俗，无论贫富皆然”的同省严州府，以该府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人口资料为据，其下属桐庐县人口性比例高达212.6 8，遂安县达203，分水县为182.35，寿昌县为177.85。
如此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例，直接引致男性婚娶难——简单说，男多女少，男人娶不到媳妇！
曾任江西弋阳知县的谭暄，就在“禁鬻妻说”中指出，因社会上盛行溺女，致使“女少男多，配偶难给，有子无媳，三十不婚，鳏旷成群”。此类现象十分普遍，如“溺女之风较他邑尤甚”的福建漳浦县，“一邑之中，旷鳏十居六七”，十个男人中，六七个都是光棍；而同省邵武府，“贫家溺女之风尚未尽革”，以致该府泰宁县“男多女少，故有僧道而无比丘尼”——女人都是宝，连尼姑庵都因此招不到人！
性比例严重失调及其导致的男子婚娶难，还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时人云：“男女之情乖，则嫐淫之事起，室家之念绝，则盗贼之心生。奸淫则风俗不正，盗贼则地方不宁。是溺女之害，不特灭绝一家之天理，而且种成奸淫、盗贼之祸根。”
总而言之，清代盛行溺女，不仅是一种顽固滋蔓的陋俗，还演化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对了，我用这个图，就是为了讽刺！）
（三）
这里存在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丁税负担很重，曾是导致溺婴流行的主要因素。但清朝自康熙五十一年( 1712年)即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又实行“摊丁入亩”，正式废除了“人头税”，为什么溺杀新生女婴的现象不仅未见减缓，反而愈演愈烈呢？
除了“厚嫁之风”（现在说生女儿是招商银行，好像还能赚似的，可是许多地方嫁女的经济负担也是挺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贫穷等传统原因，清代溺女之风甚嚣尘上，还有这个朝代特殊的背景，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同步，造成的巨大人口压力。
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为2，462万，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仅仅五十年，即突破2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才过去一百年，复增至4.3亿。这么大规模、长时间的持续性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如薛福成所言：“户口藩衍实中国数千年所未有！”即便在随后的太平天国之乱中，人口下降很快（同治三年为1864年，该年人口已降至2.5亿，增一亿，少一亿，在中国这人命与草何异呢？），之后中国一直动荡不安，还经历多次大战，但到中共建政时，人口仍跃至4.9亿的新高峰！
然而急剧膨胀的人口，对清朝中国没有任何红利可言。众所周知，清代农业生产水平停滞不前（清代早中期粮食亩产367斤，仅比唐代高33斤，且在鸦片战争后进一步衰退），人均耕地面积持续递减，导致严重的粮食危机，溺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愈演愈烈的，故云：农民“糊口无赀，全生无策，万不得已而忍而出此”。
俗话说“穷而俗敝”，又云“仓廪实而知礼仪”，此理正中！
清朝农村大量溺杀女婴，以及由之造成的男女性结构的不平衡，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口的一种自发的调节机制；“溺女”现象的盛行，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反作用于人口增长的结果。
（碑文为“奉宪（令）：永禁溺女！”）
但士大夫与官府从伦理道德上，对溺女这种“人伦之变”还是持反对态度，各地都颁布了一些禁令。但总体而言，对溺女恶俗惩治不严，或持放任态度。而像大儒汪士铎那样狂吠，公然倡议溺女，以为是解决人口膨胀问题的良方，则既露其残忍的本性，也是浅薄之言，他丝毫没有看到溺女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
有时候，我只好哀叹，咱们这里大思想家实在太多了——岂止砖家也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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