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内幕揭秘：关键时刻，大舅哥还是极力爱护蒋介石的
1935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共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发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此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宋子文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22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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