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再拉拢，蒋介石为何断然绝交？
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听说德国拟妥中日和议方案，要中国承认伪满，日方拟撤退华中、华南日军，与中国经济合作。
6日，纳粹第二号头子戈林自前线返回柏林，密约桂永清谈话。戈林盛赞“日本优点”，指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弱点及蒋介石困难情形，认为“如日本集中全力，专向中国主力及所在地不断攻击，则早已收效”。桂永清当即告以中国“抗战必胜之原因”。
11日，蒋介石指示桂永清：“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讯，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之意也。”
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日本新内阁成立，急图解决中日问题，拟于近日内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德国与意大利因与日本结盟，将随之承认，其他国家或将继起，中国抗战必将更加困难。里宾特洛甫称：如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告蒋介石及中国政府，“切勿误此最后时机”。
20日，蒋介石将陈介来电大意电告在美国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并且特别增加了一些原电所没有的内容，如：借里宾特洛甫之口批评英美所称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德宣称“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竟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决不至违约”。蒋介石增加这些内容，意在通过宋、胡二人催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两国合作方案做出响应，早日予以确切答复。
21日，蒋介石复电陈介：声称“我国坚决抗战，实为保持我主权之独立与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蒋介石这时仍然希望维持中德关系，分化日、德联盟，叮嘱陈介转告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意图持续到1941年。当年1月，法肯豪森将军的副官长格鲁（krummasher）密告谭伯羽：德方逐渐注意中日问题，外交部有出面调停可能，意谓英国无力调停，美因对日关系，不便调停，以德国出面调停最为相宜，于德也有利。格鲁征询谭的意见，谭答“以日退兵为前提”。
中国幅员广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丰富，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对垒中，中国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德国之所以一再劝中国与日本议和，目的在于加强轴心国的力量。
蒋介石艳羡德国的军火、科技和统治手段，对卢沟桥事变以来德国外交的亲日政策长期持忍耐态度。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认为已到忍无可忍阶段。当日日记云：“德国太无理性，应断然与之绝交也。”次日日记抨击希特勒近年来的“侮华”政策，“可谓极矣”，“若不再与绝交，则国格将有所损。”当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关闭驻德使馆，召回商务专员谭伯羽。12月9日，宣布与德、意两国处于交战状态。
中德绝交，中国宣布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但是，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企图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德方的谈判代表是戈林的亲信洋克（亦作杨克、杨氏、某翁），中方代表则是原驻德武官桂永清。
洋克与桂永清的谈判，前后三次，有几个月时间都在外围兜圈子。后来，洋克终于和盘托出了“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核心内容。这样，蒋介石就警醒了，其6月18日日记云：“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以桂永清非长于此，不如严令拒绝之。”
随后，蒋介石即命陈布雷以陈本人的名义复桂永清一电，“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这是蒋介石代桂永清设计的拒绝洋克的答词。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访印，力劝英国与印度之间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方却要中国“背盟”，“突攻印度”，自然会被蒋介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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