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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发现21:中国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发布时间:2017-09-16 栏目:专题 投稿:殷勤的西牛

历史是一部残缺但又真实的纪录片,我们试图从历史本身抽离出来,用多维的视角去发现一个个我们未知的已知。

历史大发现第21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里,无论是早期的奴隶制社会,还是秦汉大一统后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似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上古的阶级社会里,“士大夫--平民--手工业者--商人”的排序中,商人排在了最末。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推行变法,积极打造小农经济社会,刻意压制商人的活动和流通。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白居易的长篇诗歌《琵琶行》里,一个歌妓都能随口骂出:“商人重利亲别离。”的话。可见,商人是多么地令人不待见。

那么历朝历代的政府为什么要抑制商业发展呢?是什么样的思想主导或者社会形态,促使它一以贯之让抑商成为传统呢?

1、冷兵器时代,养战必须抑商

中国最早期的大规模的抑商活动和政策,是出现在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不尊周天子号令,导致那些原本都隶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相互攻战,争夺土地。而在那样一个冷兵器时代,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和粮。所以每一国的国君,都把发展人口,生产粮食作为国家兼并战争的最基本的国策。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秦国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

商鞅在变法的初期,颁布了5条法律条文,其中4条都和发展农业,抑制商业有关。比如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耕战。 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初时,秦国的老氏族拥有秦国大部分的封地,他们自营着自己的耕田,作坊,还有牧场等等。生产出来的粮食和手工业产品,畜牧等,可以和天下列国的商旅互通交易,牟取利润。老氏族富可敌国,奇珍异宝数之不尽,可秦国却穷的叮当响。变法以后,把老氏族的土地尽皆收回,拆毁他们的牧场作坊,尽皆变为耕地。这等于是说断绝了和其他列国的商道,只发展本国的农业。于是很多列国商旅纷纷撤出秦国,断了与秦国的贸易往来。因为在秦国除了粮食布匹,已经无货可易无商可通了。不仅如此,秦国还把老氏族多年积攒的金银财宝用于兴修水利,营建房屋,以招揽人口。这些变法的举措的的确确严重抑制了商业发展,但由于秦国后期人口众多,粮食充盈,成为它日后统一六国最重要的资本。

战国时期正是处于一个剧烈的大变革时期。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小农经济成为了当时统治者最理想和最现实的经济。因为私营工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甚而使农田荒芜,影响农业生产。而在那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战略都是以农养战,以战养国。所谓“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正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粮食短缺,且大部分粮食掌握在私商贵族手里,一但遇上了水旱灾荒或战争,直接影响国本,这是国家的君主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所以农战意味着个体小农经济与军事战争的对应关系。那个时候的备战,主要就是备粮,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到了解放战争时代,国家口号一度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仍然延续着这个思想。

2、自古盐铁出官道,为何不准私人从事盐商?

盐,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调味品。然而就是这么一种看似平常的资源,从古自今都牢牢地把在了官府的手里,从来不准私人贩运销售。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前,西汉初期私人是可以贩盐售盐的。并且工商业最来钱的三大部门,是煮盐、铸钱、冶铁。煮盐排在了第一位。可见,盐商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西汉文帝时期的吴王刘濞,可以说是当时盐铁界巨头中的巨头。他初时的封地在江苏沛县,后来被封为吴王,统辖吴越地区。吴国的豫章郡有出产铜的矿山,刘濞就私自招募天下亡命之徒来此偷偷铸钱。由于国土濒临东海,刘濞就近利用东海之水煮盐,并且全国的盐商都与他互通来往,东海所产之盐,甚至远远销售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于阗、扜罙、犁轩等西域诸旁国。“无商不与之通,无地不与之往”。刘濞因为商业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以煮盐、铸钱、造船、渔牧为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超天子。甚至在当时的吴国,刘濞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不尊汉室为正宗,吴地百姓,只知有吴,不知有汉。这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无疑严重威胁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人一旦有了钱,就难免会动一些歪脑筋。一点风吹草动,也许就会引来非常大的猜忌和反应。刘濞当然也不例外。汉景帝想要削藩,他就以“清君侧”为名,,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造成了中国史上非常有名的七国之乱。后被汉军主将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封国被中央废除。虽然叛乱被平息了,却对汉朝的国力,特别是皇帝的权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下场。

于是我们的政府看到了,私人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资本坐大后,对传统政府构成的政治上的威胁,是多么的严重。

汉武帝时,力挺国营工商业的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辩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这说明把重要的战略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限制商人的资本累积和活动范围,集中皇权,打击私政,已经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重农抑商就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抑制民间力量,打压民间势力领导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孔子曾经曰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就是这个道理。统治者往往不希望民间积累太多的财富,而更趋向于一种社会安定,等级秩序森严,近乎于“大同”的社会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

3、儒术治国,真的是“轻利重义”吗?

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思想成为了延续民族两千年的正统思想。而儒家强调的是重义轻利。这就非常符合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能够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就行了。所谓饱暖思淫欲,让你太富了,你又该跳出来不干好事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小农经济的坚挺,一直让人们满足在自给自足,淡漠无为的生活方式,千年没有改变。反过来,却大肆抨击商人,“商者长诈,工者饰骂”。从战国到民清,人们对商业的认识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连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党都说:“农人于道德最高,工人稍知诈伪,商人是不操戈矛的大盗”。这是一种传统观念,背负着“仁义道德”的问题,而不是利益取舍,时代发展的问题。人们不是看不到商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而是传统观念的取舍使人们摒弃了这种生存的模式。就像讨饭的人一样,受到人们鄙视的目光。这是一种思想,扎根在古老人民基因中的思想。黄宗羲曾说过:“古圣王之道,以工商为专,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他认可商人的价值,也认可商人社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把商人视为小人、禽兽,主张向商人征收重税。这就说明了之前的问题,中国重农抑商,不代表摒弃商业的价值,而在于借抑商之政,行御世之道。 清末山西晋商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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