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三个叛变军官的最后下场：投河自尽和死刑枪决！
图为“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的题词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在被俘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我党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恶人自有恶报，最终，这三个叛徒也为他们的累累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赵凌波（1908—1943），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共；1932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后根据中共大本营安排，赵凌波到新四军，被派往新四军任第3支队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赵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投敌。
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即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这样，他就难以脱身。
傅师长看了梁金华团长的电报后，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带侦察班，名为“护送”（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军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开枪打死了；事后，李务本报告了师部；师里派人去实地验尸后，报告了军部；这个叛徒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赵希仲（1903年—1968年7月17日），陕西长安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第一纵队参谋长。
1941年“皖南事变”赵希仲被俘后，自以为已经没有前途，即叛变中共，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在声明中称“深自反悔，今已彻底觉悟”，“正式退出该党，与该党脱离一切关系，今后决心信仰三民主义，愿在中国国民党暨总裁领导下，努力抗战建国，誓死不渝。”同时，赵希仲与赵凌波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嗣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司令部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予自新”。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即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 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当在石塘镇宿营的6月7日深夜，赵乘教官组其他政治、军事教官们熟睡中，偷开宿营地后门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又被日军逮捕关押，获释后回到原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再次参加革命，任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副经理等职，此后他叛党、叛变问题暴露，被撤销职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赵希仲于1968年7月投河自尽。
刘厚总（1903—1952），湖南省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农；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副官。
1941年1月16日在皖南事变途中，刘厚总和项英偶然相遇，便跟随项英一行。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
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被释放之后，刘厚总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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