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缺乏制度关怀的大宋子民
个体间的关怀如果来自晁盖、宋江、柴进等有黑社会背景的老大，受到关怀的人越多，加入黑社会的人也就越多。
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存在，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关怀。这种关怀或来自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或来自于个人之间的相濡以沫。
一个好的社会能够给其成员提供足够的关怀，让人们过上安全而又有尊严的生活。按照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想，好的社会公正公平，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等弱势人群都能够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过去讲人们讲皇恩浩荡，并不是一句空话。《诗经》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成为王权统治下的臣民，其前提是获得土地。这里面有类似契约论的思想，王者赐予百姓土地，百姓接受王者的领导。王者除了赋予百姓土地外，灾荒来时要组织赈灾，农闲时要组织兴修水利。社会对于百姓的关怀，除了物质生存上的需求满足，还要通过科举制或者军功制度把下层精英提拔到权力阶层中，满足其追求发展和成功的需求。百姓如果能够感受到来自王朝的制度性关怀，往往选择做顺民，对朝廷充满感恩之心，这时通常天下太平。反之，则会走向乱世。
《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是乱世，其时的人们已经不能体会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吴用去石碣村劝说阮氏三雄入伙参与抢劫生辰纲，三兄弟清一色的破头巾、旧衣服，显然处于半破产状态。三阮的贫困，原因在于官与匪。自从王伦等人在梁山占山为王，霸占了水泊，三阮无法去打渔，断了财路，大多数时候无所事事，赌博的时候比打渔的时候多。这种情况下，官府剿匪就是对于百姓的关怀。但在三阮看来，“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都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在官与匪的双重压迫下，三阮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梁山好汉一样的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紬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所以，吴用挑明来意，三兄弟马上死心塌地的入伙，表示“这腔热血，只要卖于识货的！”以三阮的捕鱼本领，如果没有官与匪的双重盘剥，完全有可能靠打渔勤劳致富。以三阮的武功，如果有正常的晋升通道，他们也可以成为立下军功的将军。但是，在一个即将崩溃的乱世，他们得不到来源于社会制度的任何关怀，所以，最终选择了加入黑道。
打虎英雄武松，念念不忘的是“一刀一枪，到边上博个封妻荫子”，希望以一身武艺报效国家。哥哥被害以后，武松一直希望靠朝廷法度来伸张仗义。在一个权钱勾结的社会里法律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武松只能靠暴力自行执法，结果惨遭刺配流放，在此过程中目睹牢城营的黑暗，也见识了张都监、张团练等体制内官员的险恶人性，在无路可走之际沦落为铁杆黑道杀手。
梁山好汉得不到社会制度的关怀，普通百姓也如此。如果要说谁是书中最冷酷的人，我觉得是王婆。从王婆指导潘金莲下毒杀害武大郎的桥段，我们能够感受到人性中深深的恶。王婆是一位孤老婆子，开一家没什么生意的小茶馆店，之所以费尽心机促成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奸情，而后又出主意害死武大郎，最终不过为了从西门庆哪里得到几两银子的棺材钱。人和人的命是不一样的，宋江的命值一万贯，卢俊义的命值五百两甚至一千两黄金，而王婆为了几两银子就害死武大郎。王婆死了老公，儿子外出生死未卜，属于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如果社会给这一类人足够的关怀和救助，其人性之恶未必会泛滥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金翠莲流落渭州，市井恶霸镇关西霸占了她的身子，还要勒索三千贯典身钱。金翠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并没有哪个执法部门出来伸张正义。
金翠莲最终得到鲁达的出手相救。但鲁达救人并非代表官府惩恶扬善，救人的结果是自己被驱赶到体制外。所以，金老汉父女感恩的是鲁达个人而非大宋政府。这种关怀是个体间的相濡以沫，而非社会制度层面相忘于江湖的大爱。
个体间的关怀比绝对的他人就是地狱要好，但是也有负面作用。如果这样的关怀来自晁盖、宋江、柴进等有黑社会背景的老大，受到关怀的人越多，加入黑社会的人也就越多。三阮来到东溪村，晁盖的见面礼是30两银子。三十两银子是老大对小弟的关爱，估计是三阮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笔钱。因为这笔卖命的钱，三阮成了晁盖的死党。抢劫生辰纲的事情案发后，前来缉捕的500名官兵就大多数死在三阮的手里。
柴进的疏财仗义在江湖上大大有名，他救助的对象往往是流落江湖的好汉，充军发配的囚徒。他的庄园里这样的人不下三五十个，宋江、林冲、武松都得到他的救助。柴进的庄园是大宋先皇御赐的，所享受一系列的特权也来自大宋朝廷。但受到救助的好汉没有一个感谢大宋朝廷，人们念念不忘的是柴大官人的恩情。无路可走的林冲，就是在柴大官人的关怀下，一封书信送上了梁山。
宋江是整部书中最疏财仗义的人，他救助的对象既有阎婆和唐牛儿等市井中人，也有李逵、薛永等江湖好汉。但对于两类对象资助力度是不一样的，对于一般市井中人，宋江出手不会太大，而对于李逵这样的得力小弟，宋江三天就花了80两银子，口口声声说没钱花只管找大哥。除了舍得花钱，宋江还有更加进一步的关心，比如费尽心机给矮脚虎王英找老婆，激励武松努力争取上进，在朝廷降将面前承诺异日受招安做大官。可以说，兄弟们内心有什么需求，宋江都能关照到。在宋江的这种关怀下，前前后后几十名好汉走向水泊梁山加入了黑社会。在李逵、张顺等铁杆小弟的心目中，宋江比大宋朝廷的领导核心徽宗皇帝更有向心力。
提到宋徽宗，在管理国家上是个昏君，但在对待身边人上却也表现得有情有义。宋徽宗喜欢高俅，就提拔他做了太尉。他喜欢李师师，在妓院被李逵放火烧了后没有责怪，反而拨款重修。宋徽宗爱屋及乌，得知燕青是李师师的表弟，就手书一纸特赦令，免除了燕青的罪名。后来，燕青能够逃脱落网，逍遥于江湖，也是靠了皇帝的特赦令做护身符。
但宋徽宗的这种行为只能满足特殊个人的特殊需要，而不能解决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当时的社会，贪官污吏把持着政治和经济资源，花石纲、生辰纲之类的项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们期望出现一个好的皇帝，通过好的制度惩处贪官污吏，过上好的日子。而精英人物如杨志、武松等人，则希望在体制内有进步的通道，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一旦上述要求在皇帝、在朝廷那里得不到满足，人们转而求助于晁盖、宋江、柴进等人，那么，获得的救助越多，加入黑道的人也就越多，主流社会被颠覆的危险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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