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亡于庙，清亡于道？
宣统辛亥春，北京有歌谣曰：“明亡于庙，清亡于道。”骤闻之似尚费解。释者曰：“庙祀魏阉，明祚随去；铁道国有，清运告终。秘数如此，前定可知。民国之兴，岂偶然哉？”（《清稗琐缀》）
中国出现铁路始于同治四年（1865），当时被誉为西方铁路之父的麦克唐纳·斯蒂芬生向慈禧进言，建议以汉口为中心，修筑一条东通上海，西至四川、云南，直至印度的干线。为证明其言不谬，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修建了一条一里长的“展览铁路”德小铁路，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一条铁路。然铁路开通后，有大臣上奏，火车怪物，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不久，清廷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其拆掉。斯蒂芬生临走时失望至极，叹曰：“中国铁路时代尚未到来。”光绪二年（1876），上海怡和洋行英商在未征得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筑淞沪铁路，全长15公里，经营了一年多时间。清廷以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后，全部拆除。拆除理由是百姓担心其破坏风水，竭力阻碍。不问苍生问鬼神，咄咄怪事奇闻。同治五年（1866），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即表示：“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云：“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曰：铁路一开，会导致“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翰林院侍读周德润认为修筑铁路，“以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
此时，清廷前驻德国公使刘锡鸿的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更是轰动朝野，他凭自己曾“奉使西洋”，作为一名火车的亲历者现身说法：“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理由是：“一、若行诸中国，则裸股肱、执策绥、操舟挽辇以度载人货者，莫不尽废其业；二、火车开造铁路，工费不赀，非厚取脚价，不足以偿还本息，然华俗尚俭，中国游客之多、富商大贾之众、转运获利之厚，皆不如欧洲，且我圣朝绥奠群黎，同安乐土，农工百艺，莫肯轻去其乡，故愿乘火车者极少，获利实属无几；三、倾输千百兆银币兴办重大工程，实属扰民之举，与我朝教化不符。是故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其富有“说服力”的奏折果然影响巨大，由此中国的铁路修筑延迟数年。据《清代之竹头木屑》载：“中国铁路之不能早开，实因刘锡鸿之折所阻，四万万人为奴之祸，实基于此。刘为法国使差时，往往敝衣趿鞋，举止蹒跚，衣带飘舞，徒步出外。而最爱立于最高桥梁之上，周望四处。其随员等切谏之，刘大怒曰：‘你等不知乃翁意，欲使外人瞻仰天朝人物耳。’”清廷更将修筑铁路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将其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
但外敌压境的紧迫形势，使得朝廷不得不考虑铁路的建设。刘铭传从军事国防的角度上奏曰：“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李鸿章也适时进折：“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同时陈述建造铁路的几大好处：沟通南北物流，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若有铁路，丁戊奇荒断不致饿死那么多人等。其实，早在同治二年（1863），英、美驻上海的20余家洋行借洋枪队助清廷击溃太平军，收复苏州之际，即请求筑造一条自上海至苏州的苏沪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虽有意，但慑于士大夫对西方技术的集体抵制，不敢擅自作主，将事情推给了朝廷。然而，曾出使英、德两国的刘锡鸿此时站了出来，以出使西方的经历，增强了反对意见的权重，其总结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筑派的激赏。李鸿章建议修筑铁路一事，至光绪十年（1884）始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其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用以打动了太后之心。这一机车模型为纯金打制，以黄、白、乌三金构成，上嵌钟和晴雨表，上好发条后可沿轨道运行，精美异常。慈禧太后西狩途经太谷向曹家借款时，便是以此物作为抵押品，如今这个耍货仍陈列在曹家大院内。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廷感到了空前危机。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言日本富强原因：“该国变法方二十年，而国势日强，几与各大国抗衡。寻其收效之著，实莫如铁路一端。盖版图既广，其利不能兴，弊不能去者，皆由地势阻隔，不能相通故也。铁路成，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山川之产靡不尽出，风俗之陋靡不尽除。使中国各省铁路全通，则国家气象大变，商民货物之蕃息当增十倍，国家岁入之数亦增十倍。” 南洋大臣刘坤一则视修筑铁路为中国在十年内富强的惟一机会：“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铁路之裨于军务、商务，今已尽人知之矣。铁路一成，天下商务必日新月异，不十年而立致富强，中国转圜之机，孰有外于是者！”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也上书大讲修建铁路的好处：“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民间对铁路也一改当初的恐惧，呼声日高，一位名叫汪翔文人还借用某英国歌曲，填词作了《铁路歌》：“火轮车，真个便，如今世界大改变，去如游龙，来如闪电，转眼千里不相见，汽笛一声啵啵啵，满天烟雾侧身过，火车之利利如何，我生此时真快乐。卢沟桥，汉口岸，消息流通流不断，快马如飞，轻舟似叶，哪及火轮一寸铁。祝我帝国好好好，祝我铁路早早早，一时勤劳百世安，从今不歌行路难。”
光绪帝更将建设铁路列为救亡图存的“力行实政”之首，借洋债筑铁路讨论了几十年，终于允许了，铁路修建遂进入大办阶段。光绪十四年（1888），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末由政府主持建成的约4500公里铁路中，90％以上是在以此后的16年间筑就的，多为外资。俄、德、日、法、英等国率先强抢路权，在中国筑起了由其投资和经营的铁路近4000公里。辛亥之前，国土上的铁路由甲午战争前的490公里已增至9100公里。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隶属于邮传部铁路总局设立。
在此过程中，除了政府筹集资金和借外债修建的铁路外，还放开了民间集资修建铁路的禁令，到1905年前后的数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都先后创设了17家铁路公司，筹办各省境内的铁路修建，其中，苏浙、川汉、粤汉、湖广铁路公司是民间集资修路的几大主力。这些公司打着爱国的旗号，做得无本的生意，“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国家之福乎？夫附股者，一种之企业行为也，苟附股之动机而非发自企业心，则一国生计之基础，必有受其弊者。盖多数之股东，视其股本有同义捐，而怠于监督之义务，则公司之精神，自兹腐矣。”（梁启超语）商办铁路公司虽立，但收效甚微，三年间仅筑路百余公里。铁路商办以来，各地官绅，心志不齐，难筹全局，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且时常内斗，乌烟瘴气，而在资金方面，账目不清、资金滥用挪用现象很是普遍，“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鉴于此，清廷对民间铁路公司的态度突变，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的鼓动下，准备“干路收归国有”，保留“支路商办”，确定铁路国有、借款修路为大政。商业的事，本应以商业的手段解决，但由于自信心的不足，其运用了收归国有的简单方式，当然，这其中还不乏盛宣怀的私心作祟，盛家控股的汉阳铁厂主要产品铁轨，当时正急欲国家订货。宣统三年（1911）四月四月初十，在“预备仿行宪政”谕旨颁布近五年之后，新内阁终于成立。新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即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
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四川总督锡良即上书，提出四川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随后光绪帝下诏成立商部，铁路商办成为国策。两年后，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设立。公司先为官办，翌年改官商合办，后又改为商办有限公司。以“田亩加赋”，抽收“租股”的方式募股，自办川汉铁路。所募集的1400万两股款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从地租中征得的，其涉及到三千余万人口，股东代表为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或多或少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然几年间，川汉铁路毫无进展，铁路修了十余里即告停，一个预计五年完成的工程需费时百年，其间还发生了挪用资金，投机上海股票失利的丑闻。然路权收归国有，并非由政府兴办，而是准备借洋债请洋人修建，这与此前各省筹设铁路公司的初衷大相径庭。虽说与美、英、法、德四国借款协议，用于抵押的也不是路权，而是湘粤等省的盐税，为单纯的商务协议，未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相反贷款条件十分优惠，盛宣怀更是信誓旦旦、掷地有声地称十年即可收回成本。但此令一出，还是受到了商办铁路发达的湘鄂粤几省的激烈反应。宣统三年5月24日的《大公报》称：“湘路奉旨收归官办后，湘省人民极为反对。现今连次开会议决抗拒，群情汹汹。”广东绅商也“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其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铁路国有是朝廷与地方争利。
反对归反对，计划仍执行。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等待各国政府批准后即可正式签字。但要批准此契，须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廷宣布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但在川路收归国有时的资金补偿方面，存在存款不还、倒账不问、商股不与湖南湖北同还本等问题，对待川民，种种均以威胁从事，毫不持平，夺路劫款，行同盗贼。宣统三年５月20日，借款合同签字。“干路国有”的消息传开，川民群情汹汹，要求抵制。６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至成都，原本赞成国有的立宪派，转向保路。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集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据郭沫若在《反正前后》里的描述：罗纶一登坛向全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以宏朗的声音道：“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几句后便嚎啕大哭起来，全场也跟随之痛哭，足足有二十三分钟。随后罗纶挥拳猛一砸桌子，向全场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要求“破约保路”的保路同志会高调成立，并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四天时间，成都一地签名入会者逾十万。成都以外的六十四县也陆续成立“保路同志协会”。
此时，护理川督赵尔丰抵成都后，即严加干涉此事。８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抗粮、抗捐。9月7日，赵尔丰以有人散布君主立宪，主张地方自治为由，诱捕保路同志会首领数人。当日下午，成千民众遂聚集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放人，赵竟下令开枪，并以马队来回驰逐。当场死者三十二，伤者无数。此即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市民因太监课重税榨逼商贩，激起数千人集体抗议，且打死了太监一手下。当时府中有人主张以兵镇压，独太守朱燮元曰：“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致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前朝太守已认清军队功能乃防御外敌，绝非残毒百姓，赵尔丰不比三百年前的朱燮元矣。省城事发，各地纷纷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起义爆发。一周时间，逼近成都的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急切通电求援。警电传至北京，清廷决定饬派鄂湘等六省援军赴川，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端方西上，仅至资中即被反正部众所杀。9月13日，同盟会组织卭州巡防营第八营士兵发动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宣布独立。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兵力，10月10日，武昌起义遂发。10月11日的《时报》发表时评《意料之外》云：“德法不交战而意土交战，出人意料之外；湘粤不抗路而四川抗路，出人意料之外；成都不失守而武昌失守，尤出人意料之外；广州不失守而武昌失守，更出人意料之外。呜呼，自今以往，出人意料之事，岂第止此哉！然而政府则犹梦梦！”10月26日，清廷急以盛宣怀为“干路国有”及湖广铁路借款“祸首”，被革职，“永不叙用”，但局势并未因盛的革职而稍有挽回。汉史氏《满清兴亡史》也将其责归于盛宣怀氏：“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取消商办成案。发之者，御史石长信；主之者，邮传大臣盛宣怀也。此为新内阁成立后之第一政策。先是，宣怀怂恿载泽，借英、法、德、美四国款千万磅，载泽犹豫未决。宣怀诱以甘言，借约遂成立。至是，以贷款筑路，宣示天下。四国之觊觎路利，卒偿所愿。日本人知其旨，要求彼国政府，亦愿握有债权。宣怀复主张借日款千磅以和解之。川、鄂、湘三省人民于命下之日，为之大哗。盖粤汉路线，始由宣怀私售与美商合兴公司，迨光绪二十八年，竭三省人民汗血之资，仅得争回，集股商办。工程方亟，而突遇国有之发生，不啻夺人民之生命财产以授外人也。故有拟举代表赴京师抗争者。有俟咨议局开常年会，一律不赴召集，各省工商亦同时罢业，以为后应者。清政府患之，以端方尝抚湘抚鄂，欲赖其力以愚弄湘、鄂人民。故于被废之后，忽起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又以郑孝胥盛言国有利益，登载报章，足以摇撼天下之耳目，故亦命为湖南布政使。湘抚杨文鼎，更助桀为虐，阳为咨议局代陈湘路力能自办，不愿借款，请收回成命之词，阴告清政府，谓湘省开会，有匪徒煽惑其间，宜挟雷霆万钧之势，以宣示其威，使匪徒闻而解散之意。宣怀嘉其有识，而格杀勿论之谕遂下。人心瓦解，皆造端于此。”
清亡于道，此道非彼道，道义之道，公道之道，天道之道，人道之道也。《孟子·公孙丑下》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彼以武力为后盾，失道也；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也。得道者仁厚，施仁于民，德者，仁义之功视为德。失道者，失民心，离心离德，丧尽良知，失天下。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与民争利，不知廉耻，满清岂有不亡之理；镇压民怨，何谈礼义，革命岂有不成之由。
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辞职后，精力所指皆在“实业救国”上。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他把振兴实业，推行民族工商业，作为卸任后的第一要务，其中又以修建20万里铁路，为富国强民之首要。7月4日，《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在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即对孙中山的规划颇具微词。6月底7月初的某天，端纳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谈话中，孙向他提起自己的铁路计划。孙中山拿出的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地区的地图，但在端纳的信中，当时的情形却是这样描述的：“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说明孙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端纳描述孙中山：“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线路是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
8月，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盛邀，北上共商国是。所经之处，话题演讲无不与振兴实业有关。8月23日，他在塘沽对欢迎人群发表谈话时说：“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人手。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但此计划须俟政府之政策决定及得参议院之同意，始能决定。余意如国民全体不尽赞成，得数省同意，亦可就数省开办。总之，铁道政策为中国近日最要问题，无论政府、议院意见如何，余必尽力提倡此事。”从8月24日至9月17日，孙中山会见袁世凯13次，出席官方和各界欢迎会20余次，接见中外记者9次，会见了12个国家的使节。而每次活动演讲，无不涉及修铁路、建矿山、引资金、办实业。在出席中华铁路协会欢迎会时，他竭力宣传“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惟有速修铁路才能以立富国之基”。在得到孙中山不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承诺后的9月11日，袁世凯为迎合其拟办铁路的热情，颁发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袁认为孙在革命人物中毕竟很有威望，因此通过此特授，可收买孙中山。另一方面又把需款最多、兴办最难的全国铁路交给孙来筹划，使孙孤立无援，闭门设想，必将一无所成而失去在人民中的威望。理想家遭遇政治家，此算计，先生如何理解。但孙中山仍然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十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二十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同时，宋嘉树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司库。一次，孙中山与宋嘉树说：“自从第一次勾络出全国的铁路线，我就为它激动不已。可是那时候不首先进行革命，铁路根本无法修建，现在好了，共和国已经完成，我可以专心致志的来实现它了。”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在听完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说：孙先生太过于天真了，像是一个发了疯的人！他在报道中写道：一天上午，先生邀见了我，我进去时，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各个城市之间划线，然后又用橡皮涂掉，把它改成直线。先生说：“我要用10年的时间修筑20万里的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各个省会之间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的干线，其他较细的是支线。”我说：“很抱歉，我不能把您的图展示出去。因为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改变想法。”先生没有抬头，只是加重的语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它们完成。”我说：“不，您就是用30年时间也不可能修出这么多铁路。首先这需要大量的钱。”先生说：“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将用美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英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的资金修一部分，然后用铁路的收益偿还他们。”我摇摇头接着说：“有些路是永远修不通的，比如，在西藏，您的铁路要经过的山口海拔高达1.5英尺。”这时坐在一旁的宋霭龄插话道：“再高也有路呀？”我说：“没有道路，要说有，也只是羊肠小路，盘旋直上云天，陡峭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爬不上去！”宋霭龄口气坚定地不容质疑：“只要有路，先生就一定能够把铁路修上去。”（见《宋霭龄传》）
1919年2月，孙中山写就的《实业计划》一书视交通运输为振兴实业之首，而在交通运输业中又以铁路为首。“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少定之”。铁道命脉关系着中国生死存亡，惟速修铁路，可为立国富强之基础。其“第四计划”中，又进一步使之周密化，设计了修建10万英里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将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的量化目标。
果不出袁世凯所料，接受了“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未铺设过一寸铁轨。这真应了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的一句话：“民国现状，蜩螗沸羹，事实章章，不可掩蔽。”1913年2月11日，为考察日本的铁路技术，筹集筑路资金，孙中山真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赴日考察过。孙先生是当真的。有人说孙先生“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非也！虽未建一寸现实之道，却赢得了精神之道。孙先生的威望因此未稍损，反提升，何者哉？处于公心矣。孙先生不凭尺土，不操寸柄，不居本土，能推倒四千年专制，建五族共和，靠的是什么，这一点，袁世凯岂能够弄清楚。因了这个不清楚，故袁世凯也亡于道。
文/介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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