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失败后，慈禧为何私下里说：康有为想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遂被害。有道是：国民长梦不醒，非流血不足以牢记，风气壅塞不通，非大乱不足以惊觉。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16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谕：“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9月24日，清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
吴樾为撕破清廷敷衍求变、假立宪之骗局，大感忧愤：“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为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满清鹰犬，立宪派以马尔尼加富尔自居，实际上比吴三桂，洪承畴而不若。”而宁牺牲一己之肉体：“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遂制造了谋杀案。事前，吴樾曾与赵声论及暗杀：“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吾志已经决，愿君自重。”赵声道：“你不找个副手吗？”吴答道：“秦舞阳之前例在，人多转心棼，不如一个人做事专注。”声壮其语，一拊手而计定。赵声遂口占一诗相赠：“杯酒发挥豪气尽，笑声如带哭声多。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临行握手一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吴樾闻之，潸然泪下。为防事败忍不住严刑，供处其他同志，虽效仿豫让吞炭，吴樾行事之前，先把自己也弄哑了。事后，有樾之友人，宣布其意见书。略曰：“樾既自认为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翦除此考察宪政之五大臣。而所以不得不由此之理，一、维一原理，民族建国主义。二、扶满不足以救亡。三、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四、满政府对待汉人之政策。五、立宪决不利于汉人。六、主张立宪者，对于国民行为之不忠。”洋洋二千余言，盖欲汉族同胞协心齐力，抱持维一排满主义之图，建立汉族新国也。吴樾死后，未婚妻也自刎，以身相殉。
爆炸成功。据夏仁虎《旧京琐记》载：“吴樾炸车之案，余以座师戴文诚在行中，亦往送焉，立稍远。车将动矣，忽闻轰然一声，疑为放炮，然都城大员出城无升炮例。既而见前立者纷纷向后退，继而纷传车上有掷炸弹者。俄见二人掖文诚下，又数人掖载泽下，则所服黄马褂遍染桃花色矣。又见舁二人下，一则绍英，一则随员萨荫图也。站傍有一仆人状，僵卧，已气绝矣。吴，桐城人，为吴挚甫之族侄，留学东瀛，是日怀炸弹冒入车，未及掷放，为人挤于车门，遂爆发，半身皆烬。”据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记述：“吴樾弹伤多人，绍英伤甚重，人为之以布裹头，扶上安车回宅。徐相赁人力车飞奔，花翎坠于地不顾。陶斋指而向人曰：‘抱头的抱头，鼠窜的鼠窜。’”考察被迫延期。考察至年底欲成行，绍英受伤较重，启程时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样的传言，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各国变法自流血始”，谭嗣同绍英所言皆豪迈而激进，从内容到表述又玩笑般极为相似。吴樾之死，何不是为变法之成功，只不过采取了革命的方式。行刺前，吴樾曾驰书未婚妻子，抛开个人私情，从容论述生死大义，较之改良派，革命家的言辞更多了几分慷慨悲歌。孙中山曾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端方、戴鸿慈二人前去演讲。二人并立于台上，端曰：“请老前辈先发言。”戴说：“你与西人常来往，懂规矩，还是你说吧。”端每发一言，翻译完毕，即问戴：“请问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回答数百次。如此演说，使西方人士大开眼界。或问何以如此？端曰：“此是中国古理，少者演说，长者监督，少犯错误。”后来，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中方翻译曰：“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曰：“孙文。”
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即似有预见：“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鉴于“外国人欺我太甚”，慈禧试图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结果大败。“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语）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1900年8月27日），“西狩”途中的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罪己诏，承认“负罪实甚”。十月十日（12月1日）又在西安降谕：“慈训谓：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又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变法上谕，内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强调学西方，不可仅学“西艺之皮毛”，而要学“西政之本源”。《辛丑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对清廷的不满达到极致，慈禧“回銮”京城后，似对“新政”顿感兴趣，公开承认“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主张，朝中顽固派失势，洋务派占据上风，“新政”施行。
戊戌后，慈禧重新临朝训政。然私下里却悻悻地说过一句话：“康有为想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此言一话道出了表面还政于帝的慈禧不甘寂寞之主角意识，也道出了康梁变法内容的正确可取。光绪帝在维新变法之前，曾请示过慈禧。慈禧表态：变法是她长久以来的愿望：“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听后满心欢喜，信以为真，遂专心致志于变法。但光绪这只鸡窝里飞出的雄鹰，哪有翱翔的本领。变法内容虽好，但“为什么不来找我”，而要投靠傀儡光绪呢？这便是康梁等底层学人，不谙朝政之高深莫测，书生意气使然的结果了。推行新法时，康有为扬言“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能变了”，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显然缺乏政治韬略。类似的话辜鸿铭后来也说过，一次宴会，有洋记者请教辜鸿铭：“辜先生，中国政局如此纷乱，有何法子可以补救？”辜一本正经地说：“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是学者，可嬉笑怒骂，但此时的康有为不可，随园主人便有“人无风趣官必贵”之句。据易宗夔《新世说》载：“张香涛督鄂时，尝语黄仲弢曰：我从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十六字。终身持之，无敢差异也。”多谋善断的张之洞善于深若藏拙，临机取决，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康梁党人不具此谋。王照晚年曾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慈禧的“新政”内容，与戊戌维新派观点多雷同，只是表述稍异。戊戌维新内容为：改科举，开学堂，停武试，汰冗员；许士民上书，准工商专利；废祀典不载之寺庙，以除迷信；裁老弱无用之额兵，以节糜费等。此非抄袭，现实如此，药方易开，手术难施。
新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等。政治上调整机构，整顿吏治；改革刑律，废除酷刑；举办警政，设巡警部；弥合民族偏见，准令满汉通婚。军事上裁撤绿营，训练新军。经济上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文教上废除科举，学堂渐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乃政治改革的先行之举。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专制大国，清廷上下为之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国民日日报》一文称：“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君权专制至清时达到了顶点，立宪的呼声也达到了至高。
虽然辜鸿铭著文，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大加嘲讽，认为不过出洋看洋画罢了，但书面文章还是有几篇的。五大臣考察回国后，进呈了一份强国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五大臣上书言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实行“立宪”。慈禧太后也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弃祖制不变之锢习，采纳意见，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开始。戊戌变法后，顽固朝士，旗鼓大张，自称后党，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惩办罪魁，顽固朝士又摇身化蜕，群言立宪，以媚外人，遂预备立宪之风大盛，故此立宪绝非出于本愿。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云：“端方考察自欧美返，常语人曰：‘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士，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端方之立宪精神，不虞只在参折中，换得一条‘大不敬’之罪案。”然两年后光绪、慈禧就相继死去。慈禧生前于光绪三十二年发布的最后一道谕旨是《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欽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预备立宪的消息传开，各界无不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呼吁民众给予支持，因为预备立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高效率的工作。9月5日的北京街头，各报馆、学堂乃至军事学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9日，上海城厢内外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上海各大报纸合办庆祝会，马相伯兴奋道：“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界甚至撰写了《欢迎立宪歌》：“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歌动地球。”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唱歌》中收录的《颂立宪》云：“祖国兮号文明，赢秦专制二千年。朱明继轨流毒泄，迄今光绪丙午秋，拔云始见天，朝野同心开泰，王命重臣游海外。海外百年前改革，改革纷努惨流血。独我国民幸福多，立宪从平和。平和快预备，预备预备。惟恐后，喜还惧，地方自治分区。东西法，毋皮相，何以致富强。”新式学堂的课本里也说：“立国之本，在于法律。立宪之国，法律为国民所共识。”
新政中的军事、经济、文教改革先后推出，且卓有成效，然惟有政治改革，色厉内荏，畏首畏尾，牵一发而动全身，拨一毛而身为之变，迟迟不见起色。“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宣统元年（1909），各省咨议局选举。翌年九月初一，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但在最为关键的内阁成员问题上，摄政王载沣于宣统三年（1911）六月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其筹组了由满人主导的新内阁，成员共有13名，其中满人八、汉人四、蒙古旗人一，8名满人中又有7人为皇族，故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素问·四气调神论》云：“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井而铸锥，不亦晚乎？”然一旦天降细雨，穿井即止，侥幸屋檐承接，一时缓渴而无虑长远。
王亚南曾分析：“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还是用自家人可靠，从这点上也可看出载沣这位第一重臣的颟顸胆识与猥琐气度。刘成禹《世载堂杂记》载：“光宣之际，张（之洞）袁（世凯）联袂入京，分执朝政，人以为政权在汉人，实则载洵掌海军，载涛掌陆军，肃王掌民政，载泽掌财政，载振掌农工商，伦贝子掌资政院。张之洞常对鄂中门生在其幕下者，叹清室之将亡，谓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涂炭，甚愿予不及见之耳。”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所说“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盖所指。
汉史氏《满清兴亡史》云：“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于皇族，海内舆论益哗。奕劻知众论之大不容也，因一再辞职，而清廷强为慰留。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上书争之。其略曰：内阁，为代君主负责任之机关。总理大臣，为内阁全体责任之总汇。故君主立宪国，内阁大臣有组织内阁之权，能负完全无缺之责任。责任之所集，功罪之所归，即国家安危之所系。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点，则在人之组织内阁之总理不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由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也。谈君主立宪政体者类，皆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语。君主既立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则隶于君主之皇族，亦即立于特别不可动摇之地位。若内阁之地位，则可动摇而更新者也。立于君主之下，以受议会之监督，有政策之冲突，即发生推倒之事实。实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隶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缘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之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恭读《钦定宪法大纲》，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列为专条，近布新内阁官制十九条，绝无组织内阁必以皇族总理之规定，盖以循君主立宪国之公例。而第一次内阁总理，适为亲贵之庆王。庆王内阁既成，对于皇上担负责任，使不可以推倒，如设立阁制之真意何？使其可以推倒，如皇上神圣之体统何？此所以熟思深虑，不能不披沥呼吁者也。”
此内阁企图，在于借机集权贵族，镇压民主。欺世盗名，藏奸耍滑，十足的愚民政治。名单一出，果然举国哗然，全民绝望。绝望之余，《民立报》怒称清廷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专制之恶政府。至此，所有的人都不再以为社会正义是一空洞无物的术语，而是活脱脱的现实，社会利益岂是极少数人的放量数字，内阁标签岂是正当性的借口。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此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著名定律：塔西佗陷阱。即一旦公信力丧失，无论你说真话假话，干好事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干坏事。世上再无相信清廷之民，体制内的立宪派绝望之极，与在野的革命派最终合流，辛亥革命遂成燎原之势。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是最后的无奈。况周颐《眉庐丛话》以乌鸦说事，恨屋及乌：“清太庙在午门内，庙内树木阴森，历二百数十年。不惟禁止翦伐，即损其一枝一叶，亦有罪。树上栖鸦，亦托芘蕃育，为数以万亿计，日饲以肉若干。有成例：凡鸦晨出暮归，必在开城之后、闭城之前，由禁门内经过，绝无飞越城垣之上者。余尝目验之，信然。自辛亥已还，未知鸦类亦革命否耳。”血光不法躲避时，只好不躲避。“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陈范《敬告守旧诸君》）
10月30日，隆裕太后怎奈何腆颜下了“罪己诏”，誓改前非，承诺开党禁，组织完全内阁，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有“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颁布退诏时，隆裕伤心对大臣道：“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伤心处，竟失声痛哭。接着又道：“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即朝臣亦纷纷告退。”《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中记录了谱主梁士诒的一段话：“当国势危时，清廷所以饵我者甚至。御赐物件前后十余种，又赏紫禁城骑马及赏紫缰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我亦不禁泫然。”隔江和泪听，满江叹息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一段，似指此时的清廷：“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11月3日，又公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且以孤儿寡母可怜之相，试图博得同情，既是弱势，上谕岂有执行保障，分明是缓兵之计、权宜之策的糊涂汤、迷魂阵。世间第一种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间第一种可怜人，孤儿寡母。然孤儿寡母有，忠臣孝子何以无。一切都昭然若揭，一切都为时已晚，吾民善良，可欺一，可欺二，但不可欺三欺四。这真应了司马相如《吊秦二世赋》中的那句话：“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夏仁虎《旧京琐记》叹曰：“自辛丑至辛亥十年之中，由厉行新政进而为批准立宪，再进而为实行宪政，更进而为虚君共和，然皆无实心诚意以行之，徒为敷衍文章而已，故终至于逊位亡家。”阎锡山为此感慨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丙午立宪，国破家亡。立国不敢失时。适时放火亦理长，落后电灯亦理短，为政不敢违时。”变法自流血始，至流血成。谭嗣同、绍英都说对了。
光绪三十年（1904）3月29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的《敬告政府诸公》称：“今日之时局为中国之生死之关头，存亡之分界，急改革或可生可存，不改革，则必死必亡，失此时机，后悔无及。”此类民间声音，朝廷自然不会当回事。宣统元年（1909）10月4日，病榻上的张之洞曾劝前来探视的摄政王载沣，要善抚民心，“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不以为然地说：“不怕，有兵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之洞沉默。载沣走后，张之洞叹曰：“国运尽矣。”当天，这位大清重臣即弃世而去。话音未落，大清国运果尽，张之洞也说对了。一颗未爆的炸弹，远比一颗已爆的炸弹恐怖。针对如此国运，民间百姓皆已清楚，故传有“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的歌谣，果然！
非流血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徐锡麟在赴安徽上任之前曾对陶成章、秋瑾等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才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梁启超在《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一文中也如此说：“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流血革命，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但却是变法成功的成本。
陆士谔于1910年发表了小说《新中国》，该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这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幻想之作。小说最后，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后跌醒，方知梦幻一场。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而他却回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1940年代，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高涨。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实行立宪。信中道：“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文/介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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