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要去德国谢罪，并且还被逼下跪求见
文/山鬼（明清史研究团队原创作者）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为了二战时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暴行而下跪谢罪。这件事情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首脑，做出如此的举动实在是骇人听闻。可是就在这件事发生的七十年前，德国却也曾经逼着当时清政府向德国下跪谢罪。
事情还要从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刺杀一事说起，据《西行回銮始末记·卷二》记载，那是1900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向所有的西方列强宣战，并且向各个国家驻京的公使馆下令，让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启程回国。而此时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却认为这样的决定太过草率，于是带领自己的翻译官乘轿准备找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辨论是非。但是克林德也明白在当时的北京义和拳与洋人早已经势成水火，所以他随身携带了一把火枪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可就在他的轿子到达东单牌楼的时候，手枪突然走火了。
（电影《在北京的55天》关于驱赶公使的画面）
由于当时的比利时大使馆就在东单牌楼附近，听到枪响，他们便以为是义和拳和清军攻打过来了，于是便蜂拥而出，开枪迎敌。恰巧此时清军也在附近巡逻，听到枪响后又看到比利时大使馆这么多的士兵冲了出来，以为他们开枪是要攻击自己，所以也就开枪还击，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注意到，夹在他们中间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已经被流弹击中，当场身亡，而此事也成了后来八国联军中，德国进军的主要理由。
在北京成遭受了八国联军的蹂躏之后，清政府在不断的努力下，终于和各国达成了议和的意向，而在各国提出的议和章程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政府为被戕德国公使克林德置立石碑···中国政府应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清史稿·邦交·德国》）。对于此时各国提出的要求清政府自然是无不应允，而对急于回銮北京的慈禧和光绪来说，修建石碑这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可关键是这个派遣亲王前去谢罪这事儿有点儿难办，毕竟此去必定是受辱之事，而八旗亲贵之中能够担纲大任的一时之间又选不出人来。
或许是厌恶了清朝的犹豫不决，也可能是德国故意为之，由德皇威廉二世指定，要求在各项赔款事宜和条约签订之后，由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当时的醇亲王载沣率领使团，前往德国。据《光绪东华录》记载，李鸿章当时曾在发给西安行在的电报中向慈禧讲明了此事，建议由载沣出使，并以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和在德国驻守多年的副都统荫昌随往，参赞一切。并且由于德皇催逼急切，李鸿章还建议，此次出使就不要让载沣前往西安听候皇帝训示了，直接在京准备好国书和礼品，尽快择日出发即可。此封电报发去西安，慈禧无不应允。而李鸿章等也已经拟定好了国书，以免误事。
在呈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国书中，不但保证了要对克林德公使“敕建铭志之坊”，其中还多次出现“大皇帝（德皇）顾全大局···惟望大皇帝尽弃前嫌···惟大皇帝鉴察”等语句，将清朝维持了两百年的颜面丢的干干净净，也将大清皇帝的权威打落到了尘埃里。载沣出使德国谢罪的事情，毕竟不太光彩，所以皇帝下令，在德国的事情一旦完毕，立即回国，不得耽误，但可以将“外洋风土人情，随时留心体察，而资阅历。”可是就是这样的安排，最后却又被日本生生打乱，在西安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到，日本人也希望醇亲王从德国回来的时候能够顺便来到日本，以“藉伸同洲和好之宜”。可事实上这不就是想让大清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的丢人吗？
就在载沣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前往德国的时候，关于朝见的礼节，又发生了争议。德方说在清国使臣觐见威廉二世并递交国书的时候，除了载沣行鞠躬礼之外，其他的随行人员都要按照中国的规矩行三跪九叩的礼节，并且需要跪着听清朝和德国双方的国书。这样的规矩在西方国家互相出使的时候是绝对没有的，可就是为了羞辱清朝，德国才提出这样的礼节，但当时的大清根本无力争辩，只能是计划说在朝见之时，除了载沣和翻译，其他的如张翼和荫昌等人都假托有病，不便面见，这样既不用下跪又维护了德皇的面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正当清朝这边像当年马噶尔尼觐见乾隆皇帝，为跪不跪而伤神的时候，德国却已经急不可耐了，由于各国要求及早商定条约及赔款事宜，德国也急于要求大清亲王前来谢罪，所以为了尽快将事情解决，德国领事声称，德国皇帝需要尽快见到清国的大使，所以跪拜的礼节可以免去，届时只用荫昌一人陪同载沣觐见德皇，其余人能在殿外恭候即可。消息传来，担心有辱国体的大臣们自然是弹冠相庆，而事情也终于“圆满”的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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