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沦陷 蒋介石为何没能打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
1944年，临近日本投降，但却是中国军队打得最不好的一年，在豫湘桂会战中，中国守军一败涂地，日军进展中国东南全境，打穿了中国大陆线，战役使中国失去了苦守了七年的长沙城亦遭沦陷。
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屠城，都不是一种失控行为，而往往是有组织、有预谋，最主要目的，是摧毁被侵略者的抵抗意志。
而这种屠城对侵略者来说，甚至不是什么历史教训，而是借鉴历史“成功经验”。
诸如侵华日军，就是在研究中国历史之后做出的有预谋屠城。在发动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人认为，对汉民族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
对此，他们很容易找到依据——明末，建州女真人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征服汉民族，逼汉人“剃发”，之后汉人习惯女真人的强加辫子，乃至清末大量汉人因剪辫子而自杀发疯。
于是，认准此道的后继者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三光政策……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中国。
毋庸置疑，“汉魂失血”是埋下此苦果的一粒种。无须讳言，这与“上层建筑”关系重大。自“儒学”成为“国教”后，中国“国道”就走上了一条“温良恭俭让”之路。
尤其大宋以降，经过“理学”洗礼的儒教情调越发“内敛”，对华夏民族精神起到了软化作用，使汉魂失血过多、自动放弃称雄，从而导致外族骑马南下侵袭，攻城掳掠尤如探囊取物。
历史学家总是在讲：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讲中庸之道，提倡“和为贵”，对待不同民族，我们的态度是“四海之类，皆兄弟也”。对待文明程度不如我们的民族，我们也更多地用“怀柔”之术去“用夏变夷”，而非如自视优越的西方人那样惯常使用武力征服。对于仇敌，我们不提倡“以牙还牙”，而是“以德报怨”。
然而，“和文化”就一定以失去魂魄和血性为代价吗？中国传统哲学推崇阴柔功夫，盛赞舌头的不朽，但没有牙齿的口腔，徒有舌头又能干什么呢？当“和文化”异化为“雌化”，则这个族群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一个民族血性男子大量减少，必然会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存。
二战过后，华夏民族被开出球籍的危机暂时得缓。但汉魂的保鲜问题始终纠结于本民族。抗战胜利后， “民族复兴”歌曲响彻中国大江南北。然而，失而复得的“汉魂”，转瞬间又得而复失。
复国之后，在抗战中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迅速消亡，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官员又恢复了贪腐的本态。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少学者分析这段历史蜕变，认为问题出在接收及接收大员身上。胜利来得突然。“白捡的胜利”，就像“白捡的财富”，一夜暴富冲昏了头脑。
诚然，这场胜利正在中国军队抗日走下坡路时突然来到。1944年，临近日本投降，但却是中国军队打得最不好的一年，在豫湘桂会战中，中国守军一败涂地，日军进展中国东南全境，打穿了中国大陆线，战役使中国失去了苦守了七年的长沙城亦遭沦陷。
世界大战场盟军优势转化为胜势、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之际，中国军队却出现对日作战的大溃败。一年前还意气风发的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此时非常沮丧，1944年7月21日，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对作战不力的将领大加训斥：“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
应该说，蒋介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他对军队的败血现象发出比较痛彻的悔悟。抗战打到第七年，由于国际战场对中国空前有利，美国在太平洋战役横扫日本海军，胜利就在眼前。在亡国无忧、图存有望状态下，国家精神失去依托，于是，中国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涣散，一一重现，先前的那种舍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之前是志士们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后是贪官们一场酒宴百姓一年粮。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发表主笔殷海光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
然而，这种精神废弛的状态却得不到及时、根本治理。疾在腠里，难下痛手。虽已收复了国土，但复失民族魂。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靠短暂的灾难来激活振作，但却不能靠短暂的兴奋来提升，和平之日汉魂“保鲜问题”始终是困扰华夏民族的一个纠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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