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军中将，起义后接受思想改造，授开国中将
三年解放战争，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把八百万国民党军打的落花流水。其中有很多国民党顶级名将认清形势，主动弃暗投明，率部回归人民的怀抱。这样的人物，主要典型有两个，一个是后来被授予开国上将的陈明仁，一个是后来被授予开国中将的曾泽生。
陈明仁和曾泽生都是“党国”军界精英，官拜国民党中将，最终也都起义。但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其中一个区别，就是起义后的思想变化。陈明仁的思想变化比较快，从旧的思想道德世界跳到新的思想道德世界里，一步而已。而曾泽生，这位滇军名将、国民党六十军军长在起义后，思想变化则经历了一系列比较痛苦的颠覆性改造，才最终豁然开朗，拨开乌云见青天。
曾泽生是云南永善人，出生于1902年，家里条件非常优越，是当地数得着的地主家庭，有数百亩良田。不过，曾泽生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叔叔，而他这一支在曾氏家族中就不太受人待见。曾泽生在看似优越的家族受尽白眼，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打击，变的异常敏感，特别要面子。因为忍受不了别人的轻视，年少的曾泽生私拿家中的二百块银元离家出走，结果被抓回。家族中有长辈很同情曾泽生，便给他说情，让他去省城昆明读书。但家里很快又拒绝了给在昆明的曾泽生提供生活来源，曾泽生连饭都吃不下去了。1922年底，20岁的曾泽生一怒之下扔了书本，参加了唐继尧的军队，并进入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三年后，曾泽生来到黄埔军校深造。1929年，“云南王”龙云要扩大自己的嫡系，把留在上海寻找人生目标的云南人曾泽生召回昆明。
曾泽生从滇军的连长开始做起，在当时旧军队当军官是个肥差，很容易捞钱。而曾泽生做为连长虽然有一连经济大权，但曾泽生从来不苛扣士兵军饷，所以曾泽生经济并不宽裕。即使到了抗战开始的1937年，曾泽生已是团长了，依然穷的丁当响。曾泽生家里人口多，要衣食吃饭，没钱怎么办，只能不顾团长的脸面去预支几月薪水寄给家里。此时的曾泽生就像一个苦行僧，吃不好，喝不好，穿不好，一切娱乐生活绝缘。
曾泽生真是穷怕了，他自己苦点倒没什么，他是军人，生死不避。可家人太苦了，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时的国民党官场，攀比是常态，官太太们个个穿金戴银，花枝招展，这些都刺痛到了曾泽生。曾泽生的薪水一月二百多，但根本不够家里用的，甚至还需要岳母家里使用自己的积蓄。
1940年，曾泽生的夫人在昆明难产，需要住院动手术，可曾泽生实在没钱了，甚至还倒欠医院二百块大洋。曾泽生把家当都卖了还是不好，只好向老长官卢汉借钱，可孩子还是没有能保住。
曾泽生是穷，但他要富其实非常容易，学习那些大员甚至是日军搜刮军民钱财，马上就能暴富。但曾泽生做人有底线，宁穷自家三分，不抢别人一毫。而当时还是抗日最为艰难的时候，曾泽生率军在抗日前线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著名的血战台儿庄，曾泽生所部滇军和鬼子血拼刺刀，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奇功。可因为他不贪导致没钱，家里都说他没本事，当那么大的军长官竟然穷成这样。那时的国民党军官个个贪如虎狼，曾泽生这样的清廉军官不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反而成为了他们的笑料。这些富豪军官都嘲笑曾泽生无用，连钱都不会贪，打那么大的仗，给谁看的呢。
曾泽生是个极要面子的人，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和同僚的耻笑，曾泽生咽不下这口气。慢慢的，曾泽生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不再想过清如水的日子了，他应该“做点生意”，让家人做上有尊严的生活。1943年，时任184师师长的曾泽生向银行借了六百万元做生意，六百万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具体做生意的过程，其实都是那样，比如搞些烟土什么的。不过曾泽生有两点好，一他不抢劫百姓，二他不发国难财，打鬼子，曾泽生比谁都坚决。曾泽生所部在越南北部袭击日本军队，还帮助越南收复了很多失地。当时那个军队的大环境，谁都没闲着，曾泽生都算是晚的。所以，虽然后来曾泽生本人认为这段经历并不美好，但也不能责备他一人。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曾泽生升为60军军长，接受蒋介石的调令开赴东北，与解放军进行大战，并出任吉林守备司令。曾泽生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蒋介石让60军与解放军作战，60军却被蒋介石拆成三部，明显的是一石二鸟之计。而且蒋介石重中央军而轻杂牌军，曾泽生对此非常清楚。更重要的是，60军下辖的184师师长潘溯端在1946年5月突然起义，这给了曾泽生极大的触动，让他考虑再给老蒋卖命到底值不值。
曾泽生也和解放军打过几仗，结果都惨败，也让曾泽生认清了现实。60军被围困在长春，逃出去已不可能。当然，为了减少伤亡，中央决定对曾泽生采取争取起义的政策。中央派出多名云南籍干部来到东北劝降，总司令朱德因为也是滇军出身，也写信给曾泽生。东北局还成立一个专门的策反曾泽生的工作委员会，四处联系，通过军事高压和感情联系，最终让曾泽生下定了决心。1948年10月17日，60军军长曾泽生正式通电起义，抛弃了垂死挣扎的蒋介石，率部站在了人民一边。曾泽生部的起义，极大促进了东北解放的进程，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坚持不下去，也起义了，随后，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大城市长春解放。
60军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依然是曾泽生。
60军起义后，接下来要作的工作就是对该部进行思想的再教育，这也是中央对起义国民党官兵一贯的政策。这些工作对人民军队来说并不难办，开展几场诉苦会，让本出身底层的原国民党军士兵站出来控诉国民党的腐败残暴，让这些士兵“洗脑”，认清旧社会的本质，从而洗新革面，做人民的士兵，为人民而战。
这些都不难，难的是对以曾泽生为代表的60军高层将官的思想改造。士兵们都是穷人，也受过高级军官的残暴压迫，在阶级上容易被感化，可这些军官都家财万贯，习惯了当“老爷”。即使他们爱兵如子，那也是站在“老爷”立场上对士兵的“恩赐”。改造这些人的思想，相对就麻烦了些。首先，他们是起义将领，从统战角度出发，就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否则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但如果让他们自己来改造自己，那又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只能和风细雨的办，让这些高级将领多参加60军士兵的诉苦会，看看自己的士兵心里有多苦，从而在感情上软化他们头脑中固有的阶级立场。
这么做虽然也有效果，但不是特别明显。曾泽生也反省过自己做为旧军阀，过去也有过欺压士兵的行为，从而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合格的解放军军官。只是历史贯性太大，他出身地主家庭，又非常有钱，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弯的。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曾泽生不如其他一些军官，如潘溯端转变的快。有些干部对曾泽生非常不耐烦，别人能改，你就不能改？还是50军政委徐文烈劝大家要对曾军长多些耐心，坚决不能用暴力方式伤及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感情和面子。
曾泽生因从来没有经过过这样的思想教育，力度可能大了些，让他可能一时难以转过弯。他在日记中也说自己已经反省了很多次，可自己也不是什么坏人，更不是万恶的封建军阀头子，只不过是蒋介石的工具而已，还不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曾泽生甚至曾经赌气的说自己不想再军队任职了，把位置让给别人，以免给50军的思想改造造成阻碍。组织上对曾泽生这种思想上的变化非常了解，但眼前又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慢慢来。
曾泽生这个人，本质是好的，不像他在原180师的前任师长万保邦。万保邦简直就是个土匪头子，图享受，欺负士兵，脾气暴躁。曾泽生对士兵非常好，没有打骂，有求也基本能应。他的部下就说过曾军长很讲旧的道德。
什么是旧的道德，说白了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观，明君在上，恩泽万民。明君当然是好的，但毕竟也是高高在上的“君”，对士兵是俯视的，但新社会军队官兵关系讲究的是平视，谁也不比谁高一等。曾泽生对下，他有一种天生的阶级优越感；对上，他又毕恭毕敬，不敢少礼，见了长官要敬礼，唯唯诺诺。
因为部队在思想改造，曾泽生也趁空进行了休养。在休养期间，有关方面给曾泽生送来大量马列著作，还有毛主席的文章，曾泽生开始阅读这些书籍，汲取营养，这对他的思想改造也是很好的促进。慢慢的，曾泽生理解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国民党败就败在社会层级结构的森严上，少数人永远骑在多数人的头上。
曾泽生身上的旧军阀的习气，慢慢的也磨平了，而到了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的曾泽生来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此时的他已看不出旧军阀习气了，完全的志愿军高级将领的模样。
1955年，十年前迎来新生的曾泽生将军被授予开国中将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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