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
数度流连于丝绸之路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对旅途中遇到的商队非常敬佩，“在中国的漫漫驿道上能体验到，在商人和骑手们的帐篷里度过的光阴，就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引人入胜，令人神往。”确实如其所言，草原丝路商人沟通着内地中原农耕经济社会与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社会，并促进了二者之间的频繁交往，他们不仅是内地与边疆经济层面的纽带，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化交汇融通不可或缺的媒介与使者。
绥远地处北部边疆，因控扼西北、联通晋陕，自汉代以来就是草原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绥远旅蒙商大多以归化城为基地，这其中又以大盛魁、元德盛和天义德三家规模最大，被称为旅蒙商的三大商号。在三大号的带动下，外地客商多来此设庄开店。三大号几乎垄断了漠北的商品贸易，他们每年把大量的砖茶、布匹、绸缎、百货贩往边远的牧区，然后运回当地的牲畜、毛皮和药材等牟取利润。
正是以旅蒙商为枢纽，内地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与蒙古草原的畜产品开始了频繁的双向流动，蒙古草原、东北、平津、华东、西北、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体之间以商业为纽带紧密联结起来。内地与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仅限于物质产品，生产技术与生活经验的传播也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广泛开展。
旅蒙商作为文化外来者，主动参与到蒙古草原的社会生活中来，接受、践行通行于草原游牧社会的价值、仪式与规则，从而成为蒙古草原文化体系的一分子。在多年的行商生涯中，旅蒙商不仅突破了清代不许与蒙古百姓相嫁娶的禁令，无论是从社会关系还是生活习惯，都已然同化于草原文化中。旅蒙商与蒙古草原的牧人们，正是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互相交换财富、风俗，进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成了一个各取所需、文明共享的群体。旅蒙商与蒙古草原的牧人们经过长期的交流、磨合，逐渐成为无论是私人感情还是商务联系都非常紧密的共同体，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促动外，旅蒙商对于草原文化的主动接纳、融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其旅行记中，曾记述了归化城的商业与喇嘛庙之间的联系。“青城的商业贸易规模很大，但它的这种规模仅仅来自喇嘛寺，因为它们的名声把最遥远地区的蒙古人也吸引到这里来了。所以，这里所从事的商业几乎完全是鞑靼式的。”正是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召庙招徕了顾客，围绕着召庙，形成了大片的商业区域。而以汉族为主体的旅蒙商的到来，也使得喇嘛教的外部形象与僧侣结构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召河边的普会寺，“这座喇嘛庙的建筑样式，大部分体现汉式建筑工艺要素，僧侣中也有许多穿汉传佛教袈裟、说汉语的和尚”。绥远旅蒙商与喇嘛教的结盟，也正是以互利互惠为原则，旅蒙商为召庙提供佛事用品、财务便利、投资渠道，与喇嘛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喇嘛们则回报以市场吸引力、安全保卫等，双方以利益为纽带，辅之以私人情谊，从而结成了商业—政治同盟。
旅蒙商与喇嘛教结盟，其基础固然有利益驱动，但也有保证双方合作的一致价值准则，那就是信义与情谊。大盛魁对相与主顾不忘旧谊的同时，也绝不容忍欺瞒行为。在地广人稀的蒙古草原，维持秩序的国家暴力机关力量薄弱，贸易往来与资金安全的保障就是靠信用。而不肖商人的商业诈骗行为在恶化整体的商业环境时，也促使蒙古地区的商业信用问题更为紧要。正是以作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旅蒙商秉持的商业伦理—信义为基石，双方才有着合作图利的一致前景。
美国学者巴菲尔德曾经对旅蒙商的历史地位大加非议，“对贸易最具破坏力的方面是信用与协商机制的引入……通过入股的方式，蒙古的财富源源不断注入中原，当地蒙古人负债累累，无法自救，只好用大部分盟旗的资产偿付。”认为旅蒙商谋求重利、盘剥草原造成了蒙古草原的贫困化。然而，这一说法有失偏颇。单一粗放的原始游牧经济规定了游牧民族的食物供养主要来自于牲畜，这不仅造成了游牧经济贮存功能的屏弱，而且这种供养方式必然造成游牧经济的养育和承载功能的屏弱。如果没有外来资源的输入，草原民族的社会及其文化发展将依然在低水平徘徊。事实上，旅蒙商带来的不仅仅是草原民族所急需的日常生活物资，也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信息，它与草原文明同生共长，既输入了外来文明的种种积极因子，也从草原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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