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知他是中国历史上被误解最多的皇帝，可你不知他都干了什么
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秦汉于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说唐绕不开隋朝，说隋朝绕不开它的亡国之君隋炀帝。如果说在历史上被歪曲最严重的皇帝之一，隋炀帝当属其一，近年来的影视剧中隋炀帝更是被脸谱化为“淫君”、“暴君”，但其真相真如戏台子上演绎的那样吗？ 对待隋炀帝，我们应当辨证地看待，他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是有为之主，他确有种种恶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并且这还是主要的一面。今天，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把炀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与历代帝王放在同一天平上，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
早期的锋芒毕露
隋朝初建时，统治东北和西域诸族的突厥不断侵扰，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杨广“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足见其在北御突厥中所起的作用。在对突厥的自卫战争的初期，隋朝采用的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离间”之计，晋王杨广对此计特别赏识，后明代李贽在评述此事时，也不得不承认隋炀帝“善用兵”，“尤为好用长孙晟之离强合弱计”杨广对此计的赞许正说明了他谋略的非凡和气度的出众。可见，文帝采纳此议，其中本身就有杨广力荐的因素。北御突厥的战争基本上是在隋文帝的统筹下进行的，在文帝的老练但拘泥于保守的作风下，配以杨广幼稚但倾向于积极进攻的锐气，加上杨广最后对突厥的沉重一击，奠定了隋王朝在这场战争中胜局的基础。平陈之役于开皇八年开始。此时的晋王广才二十挂零，但已被委任卫平陈战役的总统帅，足见开皇年间的杨广已在政治军事上崭露头角，并有有所作为了。
营建东都洛阳——政治中心的东移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归江南地区的控制，因而营建东都，实是炀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再加上仁春四年，汉王杨谆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反过程中，炀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必须“因机顺动”“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东都之建，与镇压杨谆有密切关系，同时也用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这也表明炀帝的多次出巡，都有“亲抚”和“存恤”的政治原因，并非完全是为了贪图享乐。因此，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确有营建东都的必要。其次，营建洛阳还与洛阳的地理位置有关，洛阳地位适中，便于转运南北固定物资，取得充足供应。可以说，炀帝之营建东都是有一定远见卓识的，并非出于主观臆断。
南北经济的贯通
一方面，从经济上看，大运河利于交通，促进了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是中国唯一的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路。
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农副产品的交换与商品的流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运河不仅是京都粮食、物资主要运输线，也是商业交通的重要航道。不仅淮南、江南等地的粮食、丝茶诸多产品从水路运来，北方的枣、梨、药材也由此路运向南方。
另一方面，运河的开凿利于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可以通文书、运士兵。炀帝开通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以后，在政治和军事的控制上有了很大的便利。但由于隋朝享国短促，大运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确实，南北大运河开凿后，有利于后代王朝特别是唐宋王朝对全国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在此时期的统一局面与南北运河的畅通是分不开的，唐宋王朝每年都要组织民夫对运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以保证运河的通畅，反叛者也常以断绝漕路来对抗朝廷，唐王朝对南北大运河之东北段——永济渠作了疏浚后，发挥运兵运粮的作用。另外，唐王朝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就是通过南北大运河运送物资以备北军之费用的。所以说，王朝是通过运河实现了多全国的政治、军事控制，由唐朝便可窥一斑。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后世多又责难。但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大运河历史功绩一点点显露出来了，这条全长五千华里，世界是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运河是中国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里面也凝聚着具有高瞻远瞩真略眼光的决策人隋炀帝的一份功劳。
选拔人才的改革
隋炀帝为了选拔人才，加强集权，进一步实行隋文帝所初创的科举制度，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炀帝“诏诸郡学业改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等绝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这种大规模的按不同的科目来分别选举人才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创立，这充分反映了炀帝一登位就把人才选拔问题提到议事首位的雄才大略，也反映了隋炀帝敢于突破旧有形式，大胆起用新的选材形式的创新精神，科举制的创立对隋唐乃至以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 ，科举制的实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科举制的实施，将考选之权、官吏任免之权，集中到中央王朝吏部和礼部来，这就收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在此之前的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分别等第，完全掌握在地方上退任中正的门阀氏族手里，中央王朝的吏部基本上都是按照郡州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的，这样，所选出的人又必然是世族，且门第愈高，品第也就愈高，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中央集权是很困难的。而科举制度则是将官员的考选和任用之权由地方转移到中央来了。可见，科举制度较之以前的种种选举制度，确实受到强化中央集权之效。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下层地主可以参与政权建设，扩大了统治基础。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较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它的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在这里，隋炀帝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首先，在其为晋王时，即对江左士族实施了系列文化羁縻政策。
隋朝灭亡以后，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上的隔阂，江左士族对新统治者关陇军事贵族使身怀不满和仇恨的。杨广在任杨州总管期间，利用江左士族所信仰佛教的特点，团结笼络佛教高僧，在通过高僧大德在江左人士中的威望来安抚民众，消除他们对隋的文化抵制情绪。此外，扬广还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或以安抚民众，或被顾问。可以说，扬广在江都约十年中，把江左士族中的绝大部分中上层人士都团结到身边来了，此后，南方再也没有发生叛乱，这和杨广的文化羁縻策略显然十分不开的。由于隋炀帝不遗余力地全面地将江左文化艺术移植到北方，才使得南北文化真正走向融合。
最后，与其文化政策相应，炀帝本人的诗歌创作也充分体现出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隋炀帝诗现存43首，为隋代存诗最多的诗人。魏征曾对炀帝在隋代诗坛的地位大加肯定。“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放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相较于高祖，炀帝对诗歌革新之态度，是值得赞誉的。
经通西域的政策
炀帝在位期间，曾致力于经通西域，这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隋炀帝雄才大略的个人因素，体现了他主张文德与开放的积极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慰抚”感之。旨在安固人心，使之归附。大业初年，铁勒遣使归附，炀帝“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让其安心在隋。“厚利”导之。隋炀帝为了使诸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加强联系，采取了以厚利引他们入朝的政策，并带来了显著的效果。“和亲”结之。“和亲”在隋文帝时就开始实行了，炀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封爵。主要是用于抬高诸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待遇，以安归服之心。封爵跟和亲一样，都是为了结成亲密的关系，有效地安定了诸少数民族的首领，有利于隋朝的政权建设。可见，隋炀帝经通西域，在方法上是很重视文德的效应的。他力求用文功引致，而基本上不动用武力；他讲究情感的建树，而不注重强求。这些，应当说是明智、可取的。另一方面，经营西域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它给隋朝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
首先，加强了隋王朝的中央集权。开皇末大业处，诸少数民族中以西突厥和吐谷浑部最为强盛，他们不断侵扰中原沿边地区，且在诸少数民族中兼并掠夺。这不仅使西域诸国不得安宁，隋王朝中央集权也受到极大的威胁。炀帝经通西域后，消除了来自西突厥的外患，并征服了吐谷浑，大业八年处罗可汗上奏炀帝：边患的消除，使隋王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其次，促进了隋与西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经略西域后，由于社会安定，农民得以全力投入。内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即便是原来常遭劫掠的沿边郡县也出现了“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人物殷阜”的现象。
最后，促进了汉族与诸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血缘关系及文化等方面的大融合。经通西域后，许多少数民族与中原的交往中，为汉民族的风俗所慕化，纷纷要求改换中原服式。如高昌王在中原三年，回国之后，即下令“解辫削衽”，实行中原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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