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四年未成功的中日友好条约，邓小平说 “一秒钟就解决了”
图为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换仪式上，邓小平与福田赳夫拥抱。
在战后中日外交史上，签订于1978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鲜为人知的是，这份不足千字的条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签署，经历了曲折复杂的4年多时间。
“最高指示：不能让！”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双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先后签订了航海、贸易等几个业务协定。在此背景下，双方要求尽早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1975年1月，双方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并取得共识。
然而，当中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提出条约方案时，日方却对其中的反霸条款提出异议，说“反霸权”涉及到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这一条款将会把日本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国内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 ”陈楚大使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更加坚定。双方关于是否把“反霸权”写入条约的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像阿q一样”
在日本看来，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 “霸权主义”，因此“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将会把日本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日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由于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苏联当然也明白日本的软肋，因此千方百计对中日关系进行干扰。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1975年9月，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宫泽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宫泽四原则”。
针对宫泽的解释，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宫泽自嘲地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 ”又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 ”
当时，尽管会谈气氛轻松，但在实质问题上未达成共识。
进入1976年，中日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动荡。在中国，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日本，发生了洛克希德政治献金事件，三木内阁摇摇欲坠。谈判实际上已中断。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他托人向中国传达了“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的意愿。邓小平回应说：“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 ‘签订’。 ”
1978年春节之后，两国代表展开预备性会谈。这时，苏联方面又开始蠢蠢欲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笔写信给福田首相，呼吁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之前首先缔结睦邻合作条约，其目的依然是想以此牵制中日谈判。日本则坚持在领土问题解决之前难以缔结此类条约。
当时，美国卡特政府也在推行“联华制苏”战略，规劝日本在中日缔约问题上积极行动。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最终条约中曾引起分歧的“反霸条款”表述为：“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三国条款”则表述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面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邓小平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 ”
8月12日，经过 “马拉松”谈判之后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两个月后，邓小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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