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写给恋人的情书，“希望将来一同上断头台”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今天回顾仍别有一番韵味。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1919年4月，在日本学习的周恩来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他决定回国学习。当时，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英俊倜傥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很有名气。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周恩来曾辅导邓颖超演话剧，有过许多接触。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那一年邓颖超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没有把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爱人联系在一起。受新思想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她认为女人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周恩来开始给她写信，两人鸿雁往来，但没有挑明谈恋爱。邓颖超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邓颖超接到这个明信片脸上绯红，这是周恩来对她求爱。她征求母亲意见，母亲让她先“抻一抻”。但周恩来信一浪接着一浪，“我不答应也不行了。”邓颖超幸福地讲道。
邓颖超回忆周恩来追求她时说：“那是1956年，一天恩来的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1925年8月7日，邓颖超在周恩来相邀下来广州结婚。她到了广州码头，但周恩来却没有接她，他委派的陈赓没有接着她，邓颖超自己叫了辆人力车找去了。那天邓颖超找了一天周恩来，到晚上才见到他。“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
邓颖超回忆，结婚时，周总理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她和周总理就请了两桌客。
邓颖超说，“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我很长时间不习惯人家叫我周夫人，后来他们也不那样称呼了。”
“那天客人们一杯又一杯地向我们敬酒，我不会喝酒，恩来把客人敬我的酒全代喝了下去。我不知道恩来的酒量，只见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杯白兰地，我心里又急又担心，但怎么也挡不住敬酒。那天恩来真的喝多了，但他有自制力，没有失态。等大家都走了，恩来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他自己明天还得去广东大学主持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考试。后来，蔡畅和我将恩来扶到阳台上吹风，蔡畅打来一盆凉水，我用毛巾给他擦脸还找来一碗醋让他喝掉醒酒，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恩来渐渐醒来，连忙谢了李富春和蔡畅，让他们休息，我也扶着他回房休息。哎呀，那一晚真热闹，我没想到恩来会有那么大的酒量。”
邓颖超一次讲起在延安时她和周总理分别被“盘问”的情况：有一次，延安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很多女青年起哄让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我呢，当时干脆站起来，给她们背了一段当年恩来在法国写给我的信。我这么一背信，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结婚都20年了，她们奇怪我怎么还能把年轻时的一封信记得那样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心中想着对方嘛。”她说，“有一次，恩来也遇到了一伙女孩子的盘问，延安女同志少，但个个都是挺活泼的。那些女同志问他我们是怎样恋爱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幽默地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起指头算，算啊算，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
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容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称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颖超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邓颖超对周恩来追求“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结婚十几年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对邓颖超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邓颖超回忆了这些情节，她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说，“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一点，邓颖超用她奋斗终身的革命实践，证明了周恩来的正确选择。
对美满幸福婚姻的回忆，邓颖超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年轻人谈恋爱时才特有的浪漫表情。在西花厅工作了37年的赵炜著《西花厅岁月》中记录了这些感人肺腑的文字。（王伟 32875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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