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时热衷变革，晚年却从激进者变成了渐进者
到底是文章大家，梁实秋先生一名曰《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文章开宗第一句便写道“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把梁启超先生晚年的境况一语概括。这句话耐人寻味处还在于它道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梁启超年轻时热衷变革，是戊戌变法的主角，甚至有人称此次变法为“康梁变法”，所谓康梁者，康有为、梁启超也。想当年任公策划公车上书、游说光绪、舌战群儒时的叱咤风采，曾引来了多少人的艳羡。清末民初，那真是个风云际会的岁月，许多次任公都处在旋涡的中央，经历了一次次的从激情到失望从愤怒到无奈的过程，在阅尽喜怒哀乐、世态炎凉，惯看官场沉浮、政客嘴脸后，四十五岁时，其心态产生了变化，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热衷政治，兼做学问的，之后则全身心地投向了学术。一次谈及戊戌变法的经费问题，康有为认为不足为虑，英吉利对遥远的西藏兴趣盎然，不如把西藏卖给他们。晚年后，他觉得这个主意不可思议。吴稚晖晚年则说：“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怀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你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五四”时期的那批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以“激进”崭露头角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是骇两千年之视听。革文言的命，革诗词的命，革国画的命，革京剧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医的命，革一切旧文化的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则将律诗、平剧与八股、小脚、鸦片一同斥为“下流”，但到了晚年，胡先生成了一位平易和蔼的老人，他曾大声疾呼：“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非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少作狂狷客，中年渐逍遥，黄宾虹走的也是这么一条路，他早年投身革命，其间慷慨激昂，一往无前，中年后则沉浸于学术与艺术，以整理国粹，发扬传统为能事，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殷海光常以“五四”英雄自命，崇尚进取，轻视传统。19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临殁遗言道：“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对推动京剧的发展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但其早年的态度却并非如此，齐如山先生早年从欧洲回来在北京伶界联合会做过有关戏剧的演讲，将京剧说得一无是处，待看过京剧后，便一头拜在了梅兰芳门下。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道：“我于民国而年，曾写过一本书，名曰《说戏》，立论是完全反对国剧的，彼时汪大燮正长教育部，特别索去，存于部中。其实我在书中所写的改良国剧的话，到如今看来，都是毁坏国剧的。”沈心工在1905出版的《小学唱歌教授法》中曾说：“将来吾国益加进步，而自觉音乐之不可不讲，人人毁其家中之琴、筝、三弦等，而以风琴、洋琴教其子女，其期当亦不远矣。”他不仅劝别人“毁其家中之琴、筝、三弦等”，而且身体力行，把家中那张潞琴也卖掉了！他在年近耳顺之时，与琴坛接近，并反思先前的激进观点，大力提倡国乐，而那张被他卖掉的潞琴也戏剧性地失而复得。陆游早年自号放翁，晚年号龟堂，其内心变化昭然若揭。1959年发现的石涛自书本《画谱》，为其晚年的定稿本，《画谱》删除了其早年《画语录》中激进思想，又回归到了理学的路上。这样的例子可谓多矣。
但也有例外，比如丰子恺先生。丰先生年轻时从事的是美术与音乐教育，师从李叔同、夏丏尊等佛教情结很重的人。赵景深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三十岁时的丰子恺：坐在藤椅上，腰身笔直，两手垂俯于膝上，眼皮垂落，说起话来，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答时声音极低……。他的文天真无邪，纯粹信实，充满童趣，画则简捷浅显，诙谐明快，田园气息甚酽，其平和之气足以让人浥轻尘，沐山霭。朱光潜先生年轻时长期负笈外国，过着封闭式的书斋生活，回国后又一头潜入琅嬛，在教学与写作中自得其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任台湾大学校长，不从，再聘他任安徽大学校长，又婉辞了，为的只是回到“惟一可读书著作的地方”北平，之后他又力主将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行政兼职推掉，理由是不分心于学问。
年轻人的所谓激进多与身处变革的时代有关，也与自身的性格及所受的教育有关。激进者到中年后多会镇静下来，平和者到中年后更不会激进上去，这倒不是因荷尔蒙减少的原故，而是经验与理智起了作用。他们看到了激进的作法往往欲速不达，上街、演说解决不了实质性的矛盾，有些话彼时说要比此时说更有力量，虽说此时的声音并不比彼时响，有些行为调整一下程序，放慢一拍节奏，实施起来会异常的顺手，况且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并不似想象的那么简单。为此，法国政治活动家克雷孟梭曾言：“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曾是“五四”时期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之一，但他中年之后对此却闭口不谈，他的学生黄修己感叹道：“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黄修己其实只感叹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本原因是杨先生中年后的理智起了作用。有意思的是，另一位火烧赵家楼的健将梅思平，后来居然成了汪伪政权的急先锋，而当年为世人所不齿的曹、陆、章等人士却未接受任何伪职，保住了晚节。而西安事变中，很多参与兵变的激进者后来都做了汉奸，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九铭，曾执行捉蒋命令，后在汪伪政权任保安副司令，参谋长鲍文樾当了汪伪军政部长，谋士应徳田当了汪伪河南教肓厅长，副官苗剑秋，也到日本当了汉奸，亲弟张学铭在汪伪当了军亊委员。鲁迅早就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渐进者抵达目标的时间往往较紧步者短。“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这副挽胡适先生的联子之所以让人过目难忘，还在于它把这么一种人生现象显列了出来,并加以轻松式概括。但年轻人的激进都是万万否定不得的，激进者直率真诚，朝气蓬勃，激进者的作用在于唤醒昏睡，针砭麻木，中年人的成熟老道、迂回折中正来自于起初的争强好胜、不甘示弱。没有激进者的膂力方刚、血气之勇，就难有改良者的盱衡大局、务实推动，这个道理有些悖论，但历史却一遍遍证明了它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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