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1世纪就具备的一项顶尖技术，为何300年后输给日本？
火药和火器是中国八、九世纪的唐朝的一项世界级技术。其发明者是当时为皇帝炼制丹药的方士炼丹家。这些炼丹家在书中记载到：“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这里的“密”指的是蜂蜜。炼丹家发现蜜加热能变成炭。再与硫磺、硝石混合，就是火药的配方。唐朝末年，火药已经用于战争。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以所部发“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这里所说的“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导火索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
11世纪的南宋的军事家陈规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火枪。其原理就是利用一根巨竹做枪筒，内装黑火药，掺杂铁丸、瓷片、石子等做为“子弹”。燃放时，膛口喷火焰，子窠内的弹药飞出散开，射到目标身上。这种技术于公元13世纪传入欧洲，并且得到了欧洲人的潜心研究。15世纪初西班牙人制造出了“火绳枪”，以金属管作为枪膛，以火绳点燃枪膛内的黑火药。这种“火绳枪”于1543年被一艘100多人的葡萄牙船队代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日本人见后视之为稀世之珍，花重金买下数支，并且还聘请葡萄牙的火枪技术人员作为顾问，教他们制作之法。于是这种“火绳枪”在日本人手里彻底发扬光大，将它改进成了“铁炮”（并不是大炮，而是一种得到改良的长度80~185cm，重量1.5~5.0kg的火绳枪）。这种火绳枪的制作技术和威力在当时的世界上当属一流，嘉靖朝东南沿海倭寇作乱数十年，明朝军队与其作战一直难以取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倭寇拥有当时明朝远远不及的强大的火器。后来的日本侵略朝鲜，万历三大征时期，日本凭借实力超强的火器在海上和陆地打的朝鲜溃不成军，几乎活捉了朝鲜国王。
其实早在嘉靖元年（1521年），明军已经在葡萄牙的舰队中缴获了不少火绳枪，但是并未得到嘉靖皇帝和帝国高层官员的重视，也就没有进行研究，也就没有得到作为炎黄子孙发明的火药为什么是在一个弹丸小国的民族手里发扬光大的原因。直到大明嘉靖27年（1548年)，中国人才从倭寇强大的“铁炮”的火力中体会到了火器的重要性，并且决定重开兵仗局，潜心模仿日本的火绳枪，制成了“鸟铳”。
但是我们研发的力度如何呢？这种鸟铳有多厉害呢？这些问题在戚继光的“抗倭笔记”之中能找到非常完美的答案。
2、中国的王朝没能顺应发展应用好火器改进战术，导致火器技术逐步落后
戚继光抗击倭寇所使用的武器，最主要的包括铁叉、狼筅、藤牌、毛竹，鸟铳对于戚家军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辅助的工具。不过这根本不是戚继光不重视火器，而是较之于当时形式，戚继光根本无法把鸟铳之类的火器当做主流武器来使用。戚家军的所有武器全部来自于东南沿海临近几十个府县的分散供应，其装备的成色、质量、尺寸，根本达不到标准的统一化，也就是说明朝政府根本不会有着统一的兵工厂去制造这些武器。就拿鸟铳来说，有的府县供给的铳管太长，有的太短。有的铅弹口径于枪管不符，有的枪管劣质，以至于士兵不敢双手去握，因为随时都有枪管爆裂的危险。鉴于此等实际情况，戚继光在他给两广总督胡宗宪的文书中无奈地说出：“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练兵的时候，12人的步兵队只配备鸟铳两支。
当时的抗倭名将除了戚继光，还要一个叫俞大猷。他提出的抗倭理念更加直白实际：大力发展火炮技术。他在给总督的禀帖中，明确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大铳胜小铳，多铳胜寡铳”。
但是他的观点被无情地驳回了。他自己也在无限懊恼与失意之中含恨而终。
何以明朝政府不同意他的战术理念？何以嘉靖皇帝和满朝官员不重视火器技术的发展？
制度是根本，思想是关键。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伊始，就一扫汉、唐、宋一来开放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意识，不重视先进的经济而始终集中国力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遏制人民的创造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朝朝政府的职能，不在于发展科学技术，不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不在于开疆拓土，而在于道德代替法律制胜一切，在于按照四书的最低标准使广大黎明百姓“不饥不寒”，在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14世纪中期的西班牙，已经可以扬帆出海率领万人舰队征伐英国。先不管其结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欧洲国家已经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用火炮改进战术的理念和实践。而明朝自郑和下西洋之后，造船厂一度废止，造船技术也落后与当时的西方世界。更不用说火器了。当欧洲各国都在用火器改进战术的时候，明朝却还在修筑万里长城。
这就是日本区区一个岛国，人口不足百万，却能在明朝东南沿海横行无忌，让帝国寝食难安，而明朝却不能扬帆出海，远征日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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