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必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听听这三个日本军国主义者怎么说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国家。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伦理和传统的大陆扩张主义相结合，使日本在188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东北。于是有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爆发。两次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最后侵占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
对于中国东北，日本觊觎已久，并已下过几次手，远的如1894年的甲午战争，近的如1928年的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限制，日本未能如愿将东北弄到手，但一刻也未放弃这一企图。
日俄战争以后，经过20多年的“满洲经营”，日本已经对中国东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侵占的理由。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1929年10月，在第三届太平洋学会讨论会（日本京都）上，原日本“满铁”理事松冈洋右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认识和日本在此扩张的理由：
（1） “满洲”自古以来就独立于中国其他地域；
（2） 因为中国无力驱逐俄国于领土之外，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中国，进行了日俄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因而在“满洲”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上的“特殊权益”；
（3） 日本在“满洲”的开发经营，有助于“满洲”的发展；
（4） 因为中国无法抵御外敌，在中国有充分实力足以防止外敌入侵以前，日本应保持在“满洲”的军事力量。
此后，松冈成为国会议员，又进一步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口号，并成为日本国家和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满蒙观”。
最终把“满蒙观”发展为侵华行动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部，而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关东军，其推动者则是关东军的骨干军官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们的对华认识颇具代表性，也是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思想基础。
石原莞尔认为，中国虽有进步，但中华民族尚缺乏建立近代国家的能力，“满洲”应由日本拥有和“治理”。他竟提出“满蒙不是汉民族的领土，其关系与我国更加密切”，满族和蒙古族“更接近大和民族”。就全国看，连年军阀混战，“无休无止”，“难以形成真正的国家武装力量，主权的确立毫无希望”。如果日本仅以“这样的支那人”为对手开战的话，就可以采用“歼灭战而迅速屈服之”。
石原还以提出“世界最终战争论”而著称。他从更广域的视角看待“满洲问题”，认为世界东西文明将通过战争走向统一，而当今的世界分为四个国家集团，即苏联、欧洲、美洲和东亚，这四个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决战性的战争。在准决战性的战争中，苏联和欧洲集团将会被削弱，退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只有美洲和东亚两个国家集团存在下来。于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就是决战性的战争。而在美洲集团中，美国是首领，在东亚集团中，日本是当然的首领，这两大集团的战争，实际就是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无疑将成为世界的中心。石原莞尔称这一最终战争将决定“是由日本的天皇当世界的天皇，还是由西洋的总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
石原认为，为了保证日本在世界最终战争中取胜，日本应当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投入战争。但是，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如果与美国抗衡，必须“开发”“满蒙”，这是日本取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根本、也是惟一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蒙”就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认为，“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我国民的粮食问题；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等资源，足以确立我国重工业的基础；满蒙的产业，可以帮助我解决失业，走出萧条”。石原的“满蒙生命线”论与日本军部分离“满蒙”、侵略东北的方针相一致，所以大受军部欢迎，很快成为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主要理论依据。
另一个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的对华认识和对策几近一致。他认为“纵观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易姓革命不断，几乎就是一部战乱的历史”。老百姓只热衷于自然的部落经济共同体，只希望“安居乐业”，政治、军事“只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而已”，“与近代国家相去甚远”。不仅一般老百姓缺乏国家意识，就连统治阶级也是“国家意识淡薄”，只是热衷于“为了自己利益的权力争夺”。作为国家，“支那的将来……令人悲观”。
板垣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是日本在大陆的“战略据点”。它退而可以保卫朝鲜，进而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还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板垣宣称：“满蒙问题”的最终解决目标就是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并使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满蒙”问题，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并将其纳入我领土，乃当前第一的紧迫任务”。
石原和板垣上述对中国的认识有客观准确的一面，也有主观误判的一面。他们只注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一面，轻视了中国虽然缓慢却也在逐步展开的近代化进程，轻视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国家意识的增长。这种对华认识是引导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动机和思想根源之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石原和板垣并非先知先觉，他们对华认识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积累。以石原和板垣为首的关东军的对华认识一方面影响了日本军部、政府和舆论，另一方面，日本军部、政府及舆论的对华认识及对“满蒙生命线”的鼓吹，也影响到了石原和板垣以及关东军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两者呈现一种互动关系。
毫无疑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就是基于这种对华认识的行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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