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的结果！终结了“康乾盛世”的白莲教大起义
嘉庆年间活跃于中部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是清廷百余年来对人民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参加的民众多达60多万，斗争进行的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个省份。据不完全统计，清廷为了镇压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征调了来自全国16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在二万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清廷五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也大大削弱了清军的作战力量，整个起义过程中清军损失国家级的一、二品高级官员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
一、各级官员的强取豪夺使大批人民丧失了赖以生计的土地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自己政权的统治。确实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农业建设的措施，但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地主也开始加紧兼并土地，到了乾隆后期土地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许多地方都造成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急迫局面。仅皇室所控制的官田、皇庄就已达8千余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清朝的皇室才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但是这些土地是完全不用纳税的，他们需要交纳的税额自然而然的分摊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
乾隆末期，他的宠臣军机大臣和珅，霸占良田2万顷以上，就连他的亲信刘全也拥有田地6百顷之多。湖南、湖北两省的土地，50%至60%的土地已被瓜分完毕。中原一带的农民也不比上述地方强多少，史书中记载当时的河南已是“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获丰收，仅足偿欠”，广大贫苦农民必须把土地所产物品的一半甚至到六、七成以上交给地主。
除外，地主豪绅们还规定佃户租种他们的土地之前要缴纳揽种钱、押租钱，他们还惯用“驴打滚”般的高利贷，使用十升大斗收租、七升小斗借出的方式进行压榨和盘剥。每到收获季节，地主催粮逼债狠如虎狼，对欠租欠债的可怜农民任意打骂，甚至私设监牢对农民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在这样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到处都是“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的悲惨情景。而白莲教也在这种情况下迅速传播，随时准备推翻残暴的清廷。
二、层层的盘剥和压榨激发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乾隆59年、公元1794年，就在北京的乾隆皇帝正在是否考虑传位之时，在湖北宜都一带爆发了白莲教众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紧接着来风、竹山、东湖、远安、保康、宣恩、咸丰、龙山、襄阳、樊城、孝感等地也先后相应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发展规模能够如此迅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清廷种种苛政的必然产物。湖北起义很快就发展到了四川、陕西、河南等地，这场起义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起义。
这场起义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整个大清还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迷梦之中。这场起义震动了清廷最高层，为了镇压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清廷除了命令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的军队就地镇压之外，还从山西、河北、两广、山东还有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调来了大批清军。由于自身兵力不足，难以完成镇压，清廷甚至还拼凑了蒙古地区的游牧骑兵南下助战。
但是清军的表现让新即位的嘉庆皇帝很失望，由于清军太平日久，战斗力大大下降，在战斗中败多胜少。这些兵老爷平时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但一旦这些所谓的“顺民”拿起锄头和木棍反抗时，这些大兵们通常是把后背留给起义军。可怜的嘉庆皇帝一方面面对这些求援的奏折记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年事已高的老父亲乾隆皇帝，以免老人家的心脏受不了。在清军指望不上的情况下，清朝开始鼓励各地的大地主和退休官员组织团练对抗起义军。
三、组织地方团练抗击起义军，边剿边抚最终奏效
清军之所以会败多胜少除了战斗力下降之外，战斗积极性不高也占很大一部分原因。起义军为了生存往往是以死相拼，而清军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当兵吃粮领军饷，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看不见的皇帝把自己的命搭进去，所以清军往往一触即溃。而组织地方团练就不一样了，这些人说是为清朝服务，还不如说是为大地主服务。地主将他们组织起来抗击起义军的攻击，他们的利益与地主息息相关，一旦地主倒台他们讲什么也得不到。因此这些团练武装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在对付起义军的过程中显得格外卖力。
起义军战斗失败后，往往会选择退入山区和丛林之中进行休整。但是地方团练再次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由于同样也是本地人，他们对当地轻车熟路，经常带着清军进山围剿，起义军因此损失很大。同时为了从内部瓦解起义军，清军在保持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对起义军进行封官许愿的招降。起义军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开始变节投降，先后有多名起义军高级指挥者投降清军并成为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在多方面的作用下，这场波及五省的大起义最终失败，直至嘉庆10年5月，随着最后一支坚决抵抗的起义军武装被清军剿灭，代表了这场起义的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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