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用坚实证据扒开康有为的底裤
最近一个月，阅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茅海建教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下文简称《鉴注》），一本是《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下文简称《阅读笔记》）。
茅海建教授有“学界苦行僧”的称号，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践行着“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治学精神。即如《鉴注》一书，花费5年时间去写作，在当今学术界已是不可多见。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广征博引，借助大量原始史料，分别对照互证，还原1898年戊戌变法的真实场景。
长期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史观的窠臼里、在细节和真相付之阙如的情况下，草率地把它定性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1949年之后，人们认识戊戌变法，往往无条件地采信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单边说法，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不过，康梁作为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
等到茅海建教授将清宫档案、清廷高官日记、私人笔记、地方大员之间的来往电报等统统翻出来，与康有为自传《我史》、梁启超回忆录《戊戌政变记》相互印证的时候，才发现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变法图景。
戊戌变法至今已有110多年，还有不少人相信康有为描述的就是整个事件的实情，实在匪夷所思。
在读完《签注》和《阅读笔记》两本书之后，针对康有为构建的“戊戌变法史”，炳哥有话说：
一、康有为大量造假，掩盖真相，粉饰自我。
茅海建教授指出，康有为在《我史》中描述戊戌变法时，大量作伪，“他用了张扬的词语，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朝廷高官之上。”
戊戌政变后的9月24日，康有为在上海被英国船只“重庆轮”所救，《我史》声称听说光绪帝遭遇不测，“痛不欲生，即预为蹈海计”，并当即写下绝命诗和遗书，结果为英国人濮兰德拦阻。但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康有为没有欲投海自尽和写遗书之情事。康此处自述，显然是自我标榜对光绪帝的忠心，彰显儒家强调的君难臣死之节义。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自编《戊戌奏稿》一书，录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建议清廷“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不过，清廷内务府《杰士上书汇录》保存有康有为当年上书原件的抄本，其中根本没有所谓“立宪法”“开国会”的内容。康在戊戌期间真实的政治思想正与之相反，他主张君主专制，在呈送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曾详言之。
此外，维新运动开始一个多月后的7月16日，康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反对设议院、兴民权，称言：“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因此，《戊戌奏稿》中这篇“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是不折不扣的造假，是事后欺蒙世人的伪作。幸好白纸黑字的档案尚存，使康氏的伎俩得以曝露天下。
康有为变法的总体政治设计，体现在他的《上清帝第六书》，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制度局的设立。制度局将成为中央的政治决策机构，一切新政的政令将经其讨论决定后，交给其下属的十二个专局办理。
什么样的官员有资格进入制度局？按康的设想，光绪应擢用那些拥有变法思想的年轻小臣。在当时的京官中，谁符合这个条件？显然是康有为及其门徒。康企图通过进入制度局，而成为变法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制度局一旦成立，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固有的机构，将大权旁落、赋闲虚置。于是，针对制度局及其附属机构，“整个政治高层不顾光绪帝的旨意，决计阻挠，成为戊戌变法中政治斗争的核心”。
此后，康有为亲自上奏或为御史代写奏折，三番五次建议光绪设立制度局，并将变法成败系于此。设置大权独揽的制度局，属于高层权力的大翻盘，至为激进，必然招致朝中枢臣的集体反对。
将尚有转圜余地的变法之争推导到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不能不说，相较于改革成效，康更看重如何身居高位。
康有为奏请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兵、兴商务等，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一本正经提出的变法措施，常常包含荒诞、无厘头、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的内容。
比如，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康有为预感中国即将在列强的侵略下灭亡，他“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想出一个救世妙方：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而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
为了实现这一大计，康专门拜访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李答以等巴西派来使臣再商量，打哈哈将他礼送出门。
康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大行新政，此类事业约需款项五六亿两白银。钱从何来？《我史》称：
“以全国矿做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
据时任翰林院编修夏孙桐记载，康有为曾游说协办大学士、光绪帝师孙家鼐，希望朝廷将西藏卖给英国，而孙“见其言荒诞，知不能为”，没有搭理他。
《我史》一书中，康有为还透露了一个比售卖边疆领土更为疯狂的“救国之道”：中日合邦。康说：“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从康的叙述中，似可推测此事已由康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进入操作阶段，但显然他是在朝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为之。
但凡变法改革，没有不遇到阻力的。当此之时，有经验的政治家就会尽量笼络人心，做好统战，争取支持、减少阻力。而康有为并不，他一定要分出个敌我来。《我史》说：“百事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在康眼中，朝廷上下都是维新变法的敌人。
戊戌年间，无论朝廷枢臣（如孙家鼐、李鸿章）、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还是在野士夫（如郑观应），均发出变法自强的时代吁求。他们之所以与康有为为敌，（一）反对康的今文经学，（二）反对康的激进变法，以免威胁自身利益。
而在康的观念中，凡是不支持我变法的，或者变法思想与我不一致的，统统都是“老耄守旧”。因此，皇上应该杀几个一品大员警示，并且“擢用小臣”。
其实，慈禧绝对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变法同盟者。光绪帝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推动变法，是经过慈禧首肯的。但是，慈禧拥有帝国的最终决定权，这使得康自己的变法思想无法充分影响到光绪，于是，没商量，慈禧就成了敌对势力的代表。
更令人不解的是，9月18日晚，康有为草率地嘱托谭嗣同面见袁世凯，请袁杀新任军机大臣荣禄，并派兵入京围颐和园杀慈禧。此举充分体现了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的一面，恶化了帝后关系，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伪造密诏，声称自己“奉密诏向外国求救”。在逃亡至上海时，9月25日，康对英国领事班得瑞说，慈禧或将对光绪不利，自己有光绪两道密诏，请英国出兵两百人以救光绪帝。斯时，慈禧非常忧惧外国干预，未审而杀六君子即是出于这种担心。康在逃亡途中不停与外国官方接触，触犯慈禧大忌，使光绪的处境更加危险。
戊戌变法期间，康党成员、礼部主事王照（字小航）主张“调和两宫”。一日对康有为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于不可感化。”康不悦，说：“小航兄，你于令弟（王照与其弟王焯政见不同）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康可能有意挟皇上跟慈禧对抗到底！
《签注》和《阅读笔记》是茅海建教授积十年研究戊戌变法之苦功而写成的大作，我所能读懂的不过其中百分之一，我所写下的读后感难免浅陋偏颇。所以，我诚挚推荐各位朋友读一读这两本书，于此，你或许能找到一个接近真相的叙事和探究真相的方法。
世事纷扰，我总要生活于其中。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总有人故意地呈现虚假的美，而将原貌掩盖。看不到事物的本相，我如何看见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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