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朝代气数已尽，他纵然与天奋斗，却不能其乐无穷！无力回天
历史上明朝的灭亡，有着太多不可逆转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大多数都不是靠人力可以扭转过来的。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位十七年，朝惕夕乾，宵衣旰食，可谓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勤勉之君。在明朝的十六个皇帝之中，大多数都是碌碌无为昏庸懒惰的皇帝，崇祯之前的好几任皇帝，不是二三十年不上朝，就是被别的兴趣爱好所驱使从不过问朝政。他是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外最勤政的明朝皇帝。尽管他在位期间对明朝的衰亡试图做最大限度的补救，但终归只能算是尽人事，听天命了。遗憾的是，崇祯皇帝纵然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无法逃得过天意对明王朝的审判。
1、天灾人祸，明朝的灭亡靠人力难以逆转
我们首先来说说明朝灭亡的不可逆转的因素。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全中国的平均气温在逐年下降。这一气候因素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减产。我们知道明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全中国的经济基本上依赖以各州府县农村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明朝到了万历后期，一个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土地兼并。民间大部分农民的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贱卖给了地主士绅，或者被当做皇家财产赏赐给各个藩王。土地的剧烈兼并导致了晚明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变成了靠依赖给地主种地的佃农。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家无余粮，靠给地主家打工也只能勉强糊口。一旦遇上了荒年，这些可怜的佃农就只能过上朝不保夕的生活了。从万历后期开始，因为气候原因导致的旱涝灾害接连不断，发生饥荒的地区几乎都有农民暴乱的身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的最后一刻。据《明史》记载，崇祯七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一位进京述职的御史在路过河南之时，记录下了沿途所见所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
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更是记录到了因为饥荒导致的人食人的恐怖场景：“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这些由小冰河期而引起的灾荒段非人力所能解决。以中国幅员之大，面积之广，灾荒之事似乎不算罕见之事。但是晚明时期的灾荒却是全国性的，持续性的。农民因为贫穷家无余粮，再加上朝政的腐败，救援物资供不应求，明末的农民起义就好比泄了堤的洪水，一旦泛滥便一发不可收拾。
2、明末士风低下，官场一片黑暗，几无净土
除了无法避免的天灾之外，明朝政府的低能与黑暗也彻底在崇祯当政之时彻底暴漏了出来。晚明的士风可谓低落到了极点，这一点与明朝政治格局关系的失衡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天启皇帝在位之时，朝中以两大政治派系为支柱，分别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江南士大夫、富商士绅为主的东林党。两党互为世仇，却也共同为政，共同牵制对方，能够达到一种权利互治的平衡，而不至于使朝政被任意一方独揽而达到擅权，乱政。故而天启年间，朝廷尚且有勉强够用的税收，财政上支付得开，遇到荒年尚能救济，人民尚且能够温饱，军士尚且能够发饷。可是到了崇祯皇帝即位以后，这种政治平衡的局面瞬间就被打破。魏忠贤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守陵，后被崇祯赐死。阉党彻底倒台，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僚们失去了可以制约他们的政治力量，手揽大权。很快，东林党那些伪君子就彻底暴漏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不顾国家的财政困难，一心只顾自己的利益，诱使崇祯废除了江南士绅和富商的工商税收，使得朝廷的收入大大减少，少到了无力供应辽东的战争和剿灭农民军的战争。崇祯无奈之下只能加征农民的税收，结果只能是越征农民越穷，越穷就造反的越多。
3、明朝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奸臣误国，使崇祯丧失了南迁的机会
1644年元月，李自成在陕西西安称帝。此刻的中国北方领土已经大半都不再受到北京的明王朝控制了。但是江南地区尚有半壁江山。如果崇祯皇帝能够在这个时候果断选择南迁，依着长江天堑，未必不能与李自成周旋。可是崇祯到死都没能走掉，只能任由李自成一路攻打到北京，坐以待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时朝中的大臣竟没有一个能主动规劝崇祯南迁，内阁首辅陈演甚至还落井下石，要挟崇祯留在北京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明摆着是让崇祯皇帝留在北京给明朝殉葬嘛。唯一一个冒死提出南迁的左中允李明睿，还被那些装作“铮铮铁骨”绝不逃跑的内阁大臣羞辱训斥。在晚明政坛上，真心谋国之士无处发挥，崇祯皇帝完全被那些蛀虫败类给孤立了，他作为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中央朝廷的控制权，成为被困在紫禁城里永远也出不来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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