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他为“楷模”，对毛主席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他是谁呢？
1918年，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蔡元培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极力倡导爱国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并特地组织了一个“法华教育会”，专门办理这件事。
当时，杨昌济先生刚由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当他得知这一消息，首先想到了他最关注的学生毛泽东。杨先生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鼓励他抓住这一机会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同时，杨先生也劝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学习。
接到老师杨昌济先生热情洋溢的来信，毛泽东十分感动，同蔡和森一起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最后决定派蔡和森先行到北京与杨昌济先生进行联系。
杨昌济见到蔡和森，十分高兴，并再次向他建议，赶快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尽快到北大学习，并操办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蔡和森在北平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并在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热血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列车，19日到达北平。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是全国来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赴。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照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立足之地以获得生活的来源。于是，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百五十元左右，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自己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自然带给了毛泽东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15日，李大钊的这篇学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从此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还参加了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些学会在当时都是针砭时弊、探讨救国救民的学术团体，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应该说，从韶山到长沙，是毛泽东人生中迈出的一小步，而从长沙到北京则是人生中比较大的一步。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荟萃着一批知识界精英，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各种新思想争奇斗艳。除蔡元培和李大钊外，毛泽东还结识了陈独秀、邵飘萍、周作人和胡适等人，了解和直接接触了新文化、新思想。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毛泽东视其为“楷模”，毛泽东后来曾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因母亲文七妹病重，毛泽东于1919年3月12日从北京动身回湖南。另外，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结束了为期半年的预科班学习，即将起程出国。毛泽东中途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于4月6日回到了长沙。经同学周世钊推荐，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半年的北京之行，毛泽东眼界大开，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经验；更重要的是，这次北京之行，使他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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