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称他湖南第一人，梁启超称他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左宗棠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之一。这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和曾国藩都是湖湘人。
毛主席曾说，纵观近代湖湘名人，无出“曾左”。
“曾左”中的曾国藩却由衷地赞誉左宗棠才是“当今天下第一人”。
然而，早期的左宗棠在科场上并不顺利，功名止于举人，转而留意农事，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学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遍读群书，钻研地理舆地、兵法，自比为诸葛亮，以“今亮”、“小亮”自称。他目睹朝政腐败、经济凋敝，忧生伤世，在室赋联自励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看到左宗棠书写的另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赞不绝口，将他纳入自己的幕府，并结为亲家。
虽然科举之路不顺利，但左宗棠的私人声望，却是连年看涨，以至于鸦片战争出尽风头的林则徐，发配新疆劳改的时候都听说了他。当时林则徐人在伊犁，却判定出对面俄罗斯狼子野心，成日长吁短叹，忧心哪天大西北沦陷。知道听说了左宗棠的名号，后来重新出山为官后，特意跑到湖南慕名相见，俩人在林则徐的座船上畅谈了整晚，终于谈得林则徐心情舒畅，临别时兴冲冲拍着左宗棠的肩夸奖：能够继承我的志向的，非君不可。还特意赠给左宗棠一幅对联，尤其惊人的是，这幅对联的落款，竟是“愚弟林则徐”。
也就是说，在放眼看世界的老前辈林则徐眼里，这位叫左宗棠的毛头后生，其身上的惊世才华，足够让自己叫声大哥。
也正是这样的敬佩，使林则徐给自己的“大哥”左宗棠，留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尤其精准的是，多年以后，左宗棠果然如林则徐期望的那样，率领数万湘江子弟兵，踏上了从沙俄手中解救大西北的铁血征程。在他那段生命中最闪耀的激情年代里，无论怎样艰辛颠沛的时段，林则徐自称愚弟的这幅对联，总被左宗棠恭恭敬敬，挂在住处的墙壁上。在《中俄伊犁条约》终于落笔成定局，大清如愿收复西北国土后，抬棺出征立下不世之功的左宗棠，闻讯后毫无得意，反而满面怀念的告诉幕僚：能得到林则徐当年的托付，才是自己一生的荣幸。
当然话说回来，虽然最赏识左宗棠的是林则徐，但真正成就左宗棠仕途进步的，却是胡林翼。
基本也在与陶总督结亲家的这段时间，左宗棠结识了同为湖南老乡的贵州安顺知府胡林翼。
胡林翼与左宗棠惺惺相惜，盛称左宗棠才智超群“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林则徐能得以与左宗棠会面，也更多亏了胡林翼的引荐。胡林翼是这样向林则徐介绍和推荐左宗棠的：“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
在左宗棠和林则徐这次几乎决定了中国新疆命运的会面后，仅仅过了10个月，林则徐就在担任钦差大臣赴广西平定太平军途中病逝了。而左宗棠则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同乡，曾任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深得朝廷信任，于1850年任湖南巡抚。1852年太平军进攻桂林，杀入湖南，骆秉章担当起了治军平乱的重责。
骆秉章比左宗棠大19岁，却对左宗棠“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高度信任。
甚至，在骆幕，左宗棠包办了所有一切撰写奏折及批答地方禀函，身为巡抚的骆秉章“但主画诺”，对左宗棠的“行文书不复检验”。
可以说，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
有一则小故事说，某次骆秉章在后衙洗脚，突然听到前面响起炮声，急问左右，何事放炮？回答说：左师爷在拜发奏折——巡抚向皇帝奏报军情，奏折交差官出发时，须放炮表示恭敬，因而叫“拜折”。也就是说，左宗棠竟以巡抚的名义把奏折拜发了而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却毫不知情。
湖南官场也因此流传有“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的说法。
也正是左宗棠的鼎力整治，骆秉章“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
当然左宗棠能发展得如此如鱼得水，另一个原因也必须说：此时大清的官场上，里里外外，都是极度腐败。具体到行政办事上，领导手下，更是坑货扎堆。但凡是想办点政绩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抓狂的。
因此对骆秉章来说，左宗棠的到来，才真个叫雪中送炭。不但能干活能扛压，更重要一条，能替他当恶人。性情孤傲强硬的左宗棠，从不顾忌所谓的人际关系，骆秉章麾下的坑货官员，只要让他撞见了，轻的一顿骂，重的一顿告状，稍不留神就是一顿整治，相当能下狠手。如果套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里的比喻，骆秉章就好像那取西经的好人唐僧，至于左宗棠，便是那背锅的孙悟空。唯一不同的是，厚道的骆师父不太爱念紧箍咒，所以很多时候，左宗棠的撒泼，也就常动静大得没边。
但人生虽然很像西游记，却到底不似西游记那般玄幻，相反残酷的吓人。高调能干的左宗棠，不知不觉间，背后早扛满了怨毒的目光。无数明枪暗箭早已弹药充足，就等着凶残的杀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858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樊燮事件”。
樊燮，永州镇总兵，是个有贪污劣迹的官员，此人是个武官，却几乎不骑马，只坐八人大轿。被讥讽为：“轿子总兵”。有一次检阅新兵，他竟让侍从把轿帘掀起，自己坐在轿子里面阅兵。据此，湖广人编了一条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
如果说大清官场坑货遍地的话，那么这位樊燮大人，可以数得上其中的战斗机级别。
因为这人除了会混之外，更十分会贪会捞，整人整事，手段也十分龌龊，属于那种坐得住班房更耍的了流氓的无赖型官僚。湖南官场上，很早就是知名的滚刀肉一枚。
这年，樊燮任职满四年，循例奏请进京面见皇帝。进京期间，与其交好的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将樊燮升为署（即代理）湖南提督。
其实，也在这年的早些时候，骆秉章赴京入觐，曾跟咸丰皇帝谈到过樊燮的贪腐行为，并说回去后将查明实情，再据实参奏。
也是事出有因。
永州知府黄文琛和樊燮同是湖北人，两人一文一武，同驻永州。可是，这年石达开从南京出走，转战于湖南一带，攻城掠地，形势紧急。樊燮却不筹战守，日日置酒高会。黄文琛苦劝无果，便到省城向骆秉章诉苦，并大说樊燮的坏话。樊燮的劣迹一抓一大把，黄文琛说了，骆秉章也就放在心上了。
骆秉章守土有责，樊燮这么为非作歹，又不作为，他如何忍得住？于是就趁上京的机会跟咸丰帝说了樊燮的丑行。
骆秉章那边并不知晓，他回到了湖南，老老实实展开调查，已充分掌握了樊燮贪污公款的实据，于11月29日上《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兵弁折》参劾樊燮，列举其主要罪名：“私役兵弁、乘坐肩舆、挪用公款建私人房屋”。
“乘坐肩舆、挪用公款建私人房屋”在当时而言，都不是大问题，主要是“私役兵弁”这一点。
骆秉章在奏折中说，永州有2000多名兵弁，但每次围剿“粤匪”（太平天国部队）要从永州镇请调兵力，樊燮发来的兵弁从来不超过两百名。骆秉章对此事的定论是：“玩视军务，希便私图”。
把朝廷的军队当成了你的私奴，找死！
咸丰帝龙颜大怒，下旨将“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
次年2月28日，骆秉章再上《已革攀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指出樊燮“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
咸丰帝再下旨，将尚在湖北省亲的樊燮一撸到底，“押解湖南，听候查办”。
樊燮由一省提督变成了阶下囚，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他决定发起反击。
反击的路数当然不说反咬骆秉章贪污（事实上骆秉章也没怎么贪），那么，能击倒骆秉章的，就是左宗棠越俎代庖、反客为主的作法。
于是，1859年四月，樊燮分别向湖广总督衙门和北京都察院呈诉状，一方面为自己鸣冤，一方面大陈“湖南一印两官，政务为劣幕左宗棠把持”之事。
官文看到自己保举的樊燮落到这个下场，脸上无光，也加入到打击骆秉章、左宗棠的行列中。该年12月25日，他也向咸丰帝上了一道《奏为密陈遵旨查办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折及亲供帐簿涉及情形事》，指控左宗棠深得骆秉章信任，有把持湖南军政之嫌。
这可是正击中了左宗棠和骆秉章的要害，朝廷一旦认真核查起来，两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清稗类钞》里甚至说咸丰帝因此下密谕，说：“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事实上，咸丰帝并没有这样冲动，而是将骆秉章的奏折和自己的批谕一并交给官文，要求官文不动声色地秘密调查左宗棠。
实际上，樊燮和骆秉章这一反击，主要目标就是骆秉章，左宗棠不过是一根引线。
民间不知，一直流传为樊燮和左宗棠有私人恩怨，说左宗棠恃才傲物，曾经掌掴过樊燮，樊燮为报复，才状告左宗棠，纯属以讹传讹。
左宗棠本人与樊燮素味平生，无怨无仇，对于自己卷入此案颇感意外。他在给好友胡林翼的信中，他表示自己清楚在湖南得罪了不少人，但却未料到会被樊燮所牵涉。
不管怎么样，骆秉章自己为案中人，自然不敢轻易置喙，老成练达如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也不敢随意上疏。
曾国藩、胡林翼虽然都是带兵大员，正担当重任，但都是外臣，一旦贸然上疏，就会有拥兵要挟之嫌。
关键时刻，是与左宗棠同为湘阴县人的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起了作用。
郭嵩焘与左宗棠志气相投，结为至交。
不过，此案发生时，郭嵩焘已经失宠，他只好请与自己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帮忙上疏保全左宗棠。
潘祖荫是道光朝大学士潘世恩的孙子，十七岁就中进士、点探花，深为咸丰帝宠信。他听郭嵩焘讲述左宗棠事迹，立刻去见皇帝，说起左宗棠，极力推崇，说左“才可大用”，还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帝耸然动容。
1860年十年二月，骆秉章、左宗棠案昭雪；左宗棠还得到了重用，为“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樊燮不可能会想到，他这么一弄，竟然成全了左宗棠。他本人灰溜溜地回到了湖北恩施县城内的梓潼巷老家。
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樊燮回家后，认定骆秉章告发自己的状纸是左宗棠写的，而且，状告自己的初衷也出自左宗棠，对左宗棠恨之入骨，曾置酒宴父老，说：“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他把报仇雪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膝下有两子，长子增陶早死，次子增祥，聪明好学。樊燮在家建“雪耻楼”，延聘名师教子，并在楼上立一块木牌，名“洗辱牌”，上书六字：“忘八蛋，滚出去”。（这里非作者错别字，的确是上书此忘字）
告诫儿子不中进士、点翰林，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又特制一套妇人的服装，令樊增祥穿在里面，说：“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光绪三年，三十二岁的樊增祥进京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樊家宴客三天，当众烧掉了“洗辱牌”。
刘禺生自己说，他去恩施，曾探访樊燮故居，当年的雪耻楼巍然尚存，楼上木板壁上有稚嫩的笔迹，写“左宗棠该杀”五字。又说，樊增祥后官陕西布政使，因朝廷有令，凡左宗棠立功省份建有专祠，春秋致祭，永享俎豆。樊增祥致祭，说：“宁愿违令，不愿获罪先人。”
刘禺生为同盟会元老，民国元勋，笔者手中的《世载堂杂忆》，扉页印有董必武的题词，上面的话，大致可信。
樊增祥学问很大，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且于戏剧亦颇有钻研。但因为这段恩怨，留下了啼笑皆非的后遗症：举手投足完全娘娘腔，江湖人送绰号樊美人，成了当时文化界有名的伪娘。
我方团队覃仕勇创作，张嵚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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