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虽然犯有错误，但他勇于正视
李立三生于1899年11月18日，湖南省醴陵县人。从降生人世始，他就面对着贫穷、黑暗中国的种种苦难。末代王朝带给中国人民的内忧外患，北洋政府军阀专制的兵荒马乱……在他面前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投身革命，救国救民。李立三从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到“文化大革命”含冤去世，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
在20年代，他创造了中国工运史上最辉煌的历史篇章，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工人领袖和英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李立三的这段历史竟被涂抹掉了。安源罢工的民歌被改了词，“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似乎就没了委员长这个人……1954年，李立三回家乡醴陵休假，醴陵离安源很近，他多么想去看看安源，在那儿有他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自己办的消费合作社……安源是他声名鹊起的地方，安源工人歌颂他这个救苦救难的洋学生是“天下第一英雄”，这个民歌他太熟悉了……但是他终于没有去安源，只是请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叙旧。他对秘书说：“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
20世纪30年代伊始，在“左”倾思想弥漫全党的氛围下，在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方针形势下，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李立三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尚属低潮的形势，又蒙受了一次损失。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从1930年6月起到9月结束，不足四个月时间就得到了纠正，李立三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李立三的错误被共产国际定为是一次“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称为“立三路线”，现在看来这是不确切的。正如瞿秋白所说，李立三的“左”倾思想体系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之间没有根本分歧。李立三执行的就是莫斯科路线，仅有策略上的不同而已。但是，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立三路线”这顶大帽子从此扣到李立三头上，一辈子没有翻过身来，不到四个月的错误被批判了近40年，连他20年的丰功伟绩也默然消失了。他近半个世纪献身革命的种种贡献也化为乌有了……历史对他太不公平了！
本来，遵义会议以后，已经弄清楚王明比李立三犯了更加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为了照顾共产国际的关系，遵义会议后十年里，还把王明路线当做“立三路线残余”批判。“立三路线”弄得界限很不清楚，许多王明的错误移到李立三的头上。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才把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责任分开。
李立三生性开朗、豁达、坦率、从善如流。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从不掩饰，勇于正视自我。对于党内的“左”倾路线错误，包括自己的错误给当时的中国红军和城市地下党组织带来的伤亡、损失总是痛心疾首。他曾在莫斯科、在北京通过各种会议以及学校的讲台，深恶痛绝地批判“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他的准则。他的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是革命者的楷模。那些批判他的人，往往是自己站在极“左”立场上，毫无实事求是之心，倒是心怀险恶别有用意。
李立三对党内批评和过火斗争，始终没有消极，没有后退。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派他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他全身心投入，富有干练的开拓性创业精神。陈云曾称赞李立三是一辆坦克车，大有所向披靡之势。他是新中国工会工作的奠基人，他先后主持制定了《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奖励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决定》等文件，用立法的武器维护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物质权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李立三总结和推广了一系列大型企业如鞍钢等厂矿工人发展生产的经验，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著名的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公路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煤矿的施玉梅安全生产运动等等都是李立三亲自发现、总结和树立起来的先进典型，由他们带动了全国工人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1950年，李立三发起组织包括清华、燕京、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100多人的考察团，到西南地区工矿企业去实地考察工人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情况。李立三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厂管理民主化、工人参加管理的法令和条例。
可是，厄运又一次向他袭来。1951年底，李立三又被批判了，说他在工会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陈伯达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批判李立三“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购买力的，这些都是极右的”，在工会工作中犯了“工团主义”错误，“经验主义”错误……这样，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1954年9月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后来李立三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此部取消后，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他仍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计较职位高低、工作大小，只要中央给工作，他仍然像“坦克车”那样，向前奋进。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么长期地给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以极其不公平的批判，不仅是李立三本人一生的不幸，也是党的不幸，给党的威信造成了损害。李立三在临终前对党组织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还他历史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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