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谢天
陈之藩：谢天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域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後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其他的文章，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麽？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後，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作事与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
哲学家们知(www.52xx.cn)道这个症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麽？」雨果毫不犹豫的说：「只留〈约伯记〉。」约伯是《圣经》里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谢天罢。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本文摘录自《在春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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