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禁止党员干部违规收微信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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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地方和部门出新规为党员干部在微信上的行为划了红线，戴上“紧箍咒”。
日前，天津市委组织部出台相关规定，严禁机关党员干部利用微信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券。
浙江省委办公厅近日也发布“党员干部微信微博行为十条戒律”，其中包括“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拉票贿选”、“不违规收受微信红包”等。
1、不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违背中央、省委决定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2、不泄露党和国家以及单位的秘密。
3、不制造和传播各类谣言。
4、不转发有违社会公德、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低俗文字和图片、视频。
5、不违规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以及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推销、推广活动。
7、不传播迷信信息和从事迷信活动。
8、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拉票贿选。
9、不公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私。
10、不发布其他不当言论。
1、严禁部机关党员干部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
2、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言论、图片、视频等。
3、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言论、图片、视频等。
4、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歧视以及涉及邪教、恐怖暴力、封建迷信的言论、图片、视频等。
5、严禁利用微信群编织“关系网”，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拉帮结派、拉票贿选等。
6、严禁利用微信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券。
7、严禁在微信中泄露、扩散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
8、严禁在微信中转发、谈论低级庸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内容。
9、严禁在微信中制造、传播谣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私，对领导和同事品头论足、传闲话，以及对所从事工作发牢骚，传播负能量。
10、严禁利用微信从事其他与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活动。
1、不准用公款购送月饼、烟酒、海鲜及其它土特产品等节礼，不得收受用公款支付或有利益关系的对象赠送的月饼、烟酒、海鲜及其它土特产品等节礼;
2、不准用公款组织中秋“博饼”活动，不得参加下属单位及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对象组织的此类活动;
3、不准用公款违规定制、购买、赠送节庆纪念品、纪念册，不得收受下属单位及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对象赠送的高档节庆纪念品、纪念册;
4、不准用公款安排、组织宴请和聚餐，不得接受公款宴请及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其他宴请;
5、不准违规发放节日津补贴、奖金和实物，以及借工会、学会、协会等名义滥发钱物，不得变相用电子礼品卡、微信红包等方式收送礼品、礼金;
6、不准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旅游等活动，不得接受下属单位及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对象提供的上述活动;
7、不准出入带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高档场所，不得利用培训中心、机关食堂、招待所等搞奢靡享受、吃喝玩乐;
8、不准违规借用、占用、租用下属单位及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对象的车辆，不得违反规定使用公务用车。
1 收了红包，帮人办事
2016年6月，当地粮贩子于某将小麦拉到粮站，但因为水分大没有卖出去，后来，于某找到时任靳寨粮站副站长张宾帮忙，将一车小麦顺利卖掉，为了表示感谢，于某给张宾发了7个微信红包，每个200元，一共1400元。在之后的时间里，张宾多次为于某卖粮提供便利，先后3次收受于某发送的14个微信红包，每个200元;2次接受微信转账，每次2000元，合计6800元。 最终张宾被处以双开处分，并在全市通报。
不要以为红包收到一定数额才算违纪，只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不管多少数额都是违纪。
吴某想用红包来拉票，而他逃避追查的方式，就是将红包和拉票分两步进行。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吴某隔三差五在本村的微信群中“不经意”透露出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一事，之后，他5次在群里发出总额160元到180元不等的红包。他自己的想法是：“微信红包这种形式比较隐蔽安全，况且我也只是单纯发红包，没提选举的事，应该不算什么。”
不过，吴某的行为还是暴露了。经江东街道党工委调查认定，吴某发放微信红包属于贿选行为。2天后，义乌市公安局对吴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3 红包赌博，进行赢利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黄石水库管理处职工刘杰伙同他人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被刑事立案
微信红包中的拼手气红包是人们生活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然而少数“有心人”利用微信群虚拟赌场，通过让他人抢红包的方式牟利，这其中就有少数党员干部。
2016年以来，刘杰以赢利为目的，利用微信建立赌博群，以“抢红包”方式开展赌博活动，获利达1万余元。理公港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余娟、李清华、张明明、朱全全加入微信群后多次参与赌博。2016年底，刘杰被刑事立案。余娟、李清华、张明明、朱全全受到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并被立案审查。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各地新制定的党员干部微信使用规范中，均明确规范狙击违规的“微信红包”。
浙江省委办公厅要求“不违规收受微信红包”;天津市委组织部要求“严禁利用微信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券”;辽宁省辽阳市要求“不准收受带有工作贿赂性质的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各种电子红包，无论数额大小”;江西奉新要求“严禁以微信红包的形式进行赌博、变相收受贿赂”。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吴辉认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反腐要以预防为主，抓小抓早，防微杜渐。“微信红包的本质不是红包数额的问题，而是事件性质的问题。”
早在2014年9月，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透露，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等列入反“四风”的查处范围。实践中，多地纪委已在日常工作中把微信红包纳入了监管的范围。
上述副厅级干部马林称，只在家人群里收发过红包，其他场合一概不参与。“即使微信红包数额不大，但大小都是腐败，不以恶小而为之。”
北工大教授石宇良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微信红包”等都是依托网络、移动终端进行交易，表面看起来似乎防不胜防，隐蔽性很强，但实际在技术层面并不难防范。
石宇良认为，只要有交易，那么手机号和TD(移动通信标准)都会留下轨迹。因此，只要各级纪检机关加强与运营商、金融部门的协同作战，从数据流中筛查可疑线索，便能找出异常支付、异常交易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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