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论伐蜀_原文_翻译-刘向
原文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解释/注释/译文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次在秦国内部围绕战略问题而发生的宫廷论争。论争的一方是名臣张仪，一方是悍将司马错。论争的焦点则在于确定泰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以达到从中获利、富国强兵的目的。二人各执一端：一方极言攻韩，一方力主伐蜀，如从立论的标准看，他们的出发点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名”、“实”二字，既要为秦谋得实利，又要不致于陷于污名之中。《孙子兵法》有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司马错能在论争中占上风，原因就在于他眼光更远，思虑更深。他不仅抓住了名利的根本，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他看出伐韩劫周既遭恶名又无利可图，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可以“名实两附”。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司马错的攻战策略最终在实战中得到验证，由此也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冷静沉着和思虑的深邃周密。
这篇文章几乎全由人物的论辨语言构成。随着语言的展开，各自的观点也升始激烈的交锋。这里，没有画蛇添足的行动描写，也没有拖泥带水的细节构绘。文字处理得干净、洗炼。二人的论辩语言也始终平实、直朴，并不在耸人听闻的夸饰之词与纵横排算的激昂之气上争胜负，而只在实质性内容上论英雄。这种艺术表现方法，同样很好地表现了张仪的迂阔和急干求成，也很好地塑造了司马错这一“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林云铭《古文析义》）第一人的政治家形象。
结构的精巧、绵密、完整亦是文章的一大特色。文章始以“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一句交待了事件的起因，并营构出一个严肃的宫廷辩论的气氛。继之双方互陈观点。最后以定蜀的结果对双方看法的高下作了最后的裁定。事件发展的客观顺序始终是文章的线索，在叙述中，作者并未显露主观的褒贬、抑扬等态度，来打破这种结构的完整性，但作者的倾向性又尽包融于这—结构之中司马错的多谋善断、料事如神为后世描写能臣贤相开了先河。就这点看，金圣叹以为司马错是诸葛亮形象的“粉本”，是很有道理的。
司马错论伐蜀：
刘向：
据《史记》记载，范雎随秦使王稽由魏人秦后，登上秦国的政治舞台，面临的是“内专秦权，外恶诸侯”的太后、穰侯等，而昭王此时又“厌天下辨士”。范雎如果不排挤出太后、穰侯等，自己便不能立身于秦国，所以他虽知此行“言不见信，祸不旋踵”，也只有从万死中求一生之计。《范雎说秦王》记述的就是范雎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的一次游说。
据《史记》记载，范雎随秦使王稽由魏人秦后，并没有引起昭王的特别重视，昭王并没有立即召见他。为了能使自己的治国才能得以早日施展，范雎不得已给昭王写了封上书，向昭王自荐，并希望他能召见自己，以便进一步陈述自己的治国谋略。昭王读信后大悦，并立即下令召见范雎，这篇文章便是秦王召见范雎时两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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