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遗老传_原文_翻译-苏辙
原文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佑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逾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以罪去。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贫不能归，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祔于其廋，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予居颍州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传》，凡万余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间得失耳，何足以语达人哉！”
解释/注释/译文
颍滨遗老姓苏，名字叫辙，字子由。十九岁时考中进士科，开始担任官职。二十三岁时被推举参加“直言”考试，宋仁宗亲自到朝廷主持策问考试。当时仁宗年纪大了，对政事的辛劳感到疲倦。苏辙趁着皇帝的询问，尽力去论说政事的得失。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己认为一定会被罢官。可是考官司马先把他的策问放在三等，范景仁感到为难。蔡君谟说：“我是三司使。我这个财政长官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感到惭愧而不敢有怨。”只有考官胡武平认为苏辙对皇上不恭敬，要求罢免苏辙。皇上没有答应，并说：“我用‘直言’考试来求得人才，却又因为他直言敢谏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命他担任商州军事推官。
当时他的父亲苏洵奉命修《礼书》，哥哥苏轼出任凤翔判官，父亲身边没有儿子侍奉。苏辙于是上奏请求留在京城侍养父亲。过了三年。苏轼卸任回到京城，苏辙才请求担任大名推官。过一年，父亲去世。等到守孝期满后，神宗即位已经三年了，急于使天下平安。苏辙上书谈论政事，当天就在延和殿被召见并回答了皇上的相关询问。当时，王安石刚刚得到皇上的宠信，凭参知政事的身份主管三司条例司。皇上让苏辙做王安石的下属，苏辙没有推辞。
元祐六年，皇帝下诏任命苏辙担任尚书右丞，苏辙上奏说：“我年幼时和哥哥苏轼一起接受父亲的教育，但遭遇不幸，父亲去世了。大凡我需要学习的做官所需各种知识，都依赖哥哥的成全造就。现在我承蒙圣恩参与国政，哥哥也正巧被召回，本来是要被授予吏部尚书的官职，又因为我的原因，改任翰林承旨。我的内心，更加不能安逸，何况哥哥无论是对文献经典，还是政治事务，都超过我的水平。我不敢说仰慕古人推举贤人不回避亲人，只是请求能停止对我的新的任命，想和哥哥一同任侍从官，竭尽能力知思图报，也未必不是好事。”但皇上没有听从。
过了一年调任门下侍郎。当时吕徽仲和刘莘老担任左右丞相。徽仲为人坦率但糊涂，刘莘老曲意奉承他，事情大都由徽仲来决断。只是士大夫的升降和任免，刘莘老暗自篡夺了他的权力，但徽仲一直不明白。苏辙夹在他们中间，行迹非常危险。刘莘老过去担任御史中丞，御史台中过去的同事，大都被他任用，不论官位大小，如果不合自己心意的，就会打击他。宣仁后知道了，刘莘老因为罪过而去职。
苏辙闭门在家又复操于原来的学业，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部书都完成了。曾经抚摸着书卷感叹不已，自己认为获取古代圣贤们留下的思想。整理好书稿并收藏起来，回过头来对孩子们说；“今天世上没有这样的人了，但后代有这方面专长的人，一定会从我的书里获取他需要的东西。”我家本在四川眉山。但因为贫穷不能回去，父亲安葬在眉山的东西，过去曾经约定死后也将安葬于他的墓旁，即使路远也不忍心负约，因此只有连累孩子们了。我住在颍川已经六年，现在是丙戌年秋天的九月份，我阅读箱里的旧书，回忆了自己一辈子所做的事，担心时间久了会忘记，于是就写了《颍滨遗老传》，总共一万多字。不久，自己笑着说：“这是自已在世间的得失罢了，怎么值得告诉那些有专长的人啊!”
臣听说，有的事情看起来演化似乎很缓慢，但它一旦发生变化的时候，却又异常迅速。天下的大势就是这样的。天下人，幼年的时候让他们学习，长大以后教他们按照成人的标准行事。大家在彼此的喧闹呼叫声中慢慢养成一种风气，在相互随从当中逐渐造就一种习俗。但这样的群体却是涣散的。人们向各个方向涌动的都有，乱纷纷的一片，难以形成一股势力。在这种时候，那上面的统治者惩罚他们，他们就会恐惧；驱逐他们，他们就会顺从，那样子看起来好像不能有所作为。然而一旦等到他们出来变乱，常常至于破坏巨大而不可防御。所以，做天子的，应该是观察天下的趋势然后制定发展的方向，来确定天下归从的人。
那天下的人民，如果让他们宽弛而放纵，拱手不管，任其为所欲为，那他们势必会无所不至。那情形就像长江大河，日日夜夜，浑浩流转，流向下游不能止息。一旦受到阻挡，转变流向，就会激荡不已，激荡不已又得不到宣泄，就会向四处漫溢。结果，冲垮了堤岸，淹没了丘陵山谷，浩瀚汪洋，再也无法控制。所以，善于治水的人，总是顺着水的流向而疏导它。这样，水流就不至于变得湍急奔涌而不可驾驭。而假如水流已经出现了湍急的情况，则又能够慢慢地让它排泄。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冲决堤岸、四处漫溢而不可控制的局面。然而天下的人们常常在长江大河安然流淌没有什么灾祸的时候，轻视狎玩，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不去考虑去除那造成激荡的隐患；当看到水流相激荡，相蹙踏，还未发生溃乱的时候，认为不值得过于恐惧，这个时候不能缓缓地宣泄水流的怒气，因此最终造成了横流原野而无法根治。
过去天下安定以后，那些人想要安坐无为保守天下，把循规蹈矩当做敦厚，把默默无言当做忠信。使得忠臣义士的愤怒郁闷之气不得发泄，豪迈俊杰之士忍不住心中的郁怒，起来振作士气。而世上那些喜好勇敢轻于进取、气盛而不容易被震慑的士大夫都乐于跟从他们群起而唱和，正直敢言忤逆世俗而在所不顾，刚直而行触犯圣上而毫不忌讳。现今的君子成群结队地来做这种事。只不过天下的人们还没有全部起来响应他们。这是因为，旧的风俗习惯还在许多方面留存着，并没有完全消除。这样，新旧两种思想和势力就在社会上形成对抗，谁胜谁负，一时还难以预料。结果，邪正曲直的双方互相搏击，互相冲突，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乱作一团，谁也不知道最后将会出现什么局面。这种状况说明，天下的形势已经由平静而稍稍转向激荡了。然而，身居高位的人却不顺应趋势，对这种堵塞现象加以疏导。臣恐怕天下一些贤能的人将抑制不住他们的愤怒情绪，要自己起来冲决堵塞的障碍了。世上只有国君凭借自己的威严，想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天下的人们才会全部听从。现在上边不加疏导，却听任下边的人们自己冲突。这样，那部分并不赞同的人便会愤愤不平，心中不服；而天下的豪杰俊迈之士，也会奋勇不顾而冲决堤坝，怒气喷发如果不能成功，大的就会受伤，小的也会死亡，横然溃决无法挽救。比如，东汉时的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这些人，慷慨议论，本意只是想以此矫正世俗的弊病。然而，当时的国君却对那正和邪的势力不加区分，使正气得不到伸张，天下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奋起而自行冲决障碍，结果便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由此看来，对天下的英雄豪杰，是不能不适当地顺从他们的意愿的。
所以治水的人，只要能使水流日夜不停地流淌，那即使有蛟龙和鲸鲵那样巨大的怪物，也会顺流奔走，踊跃愉悦，没有工夫来得及制造变乱。即使水流蓄积浑浊，壅塞而不疏决，那水中各种各样的怪物都将会勃然兴起，放肆作怪，寻求自己的快意而致使水流不可阻挡。所以治理天下也不可不稍微地疏通民意，来使人们郁积德心情得到顺应和快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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