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范文正公祠堂记》原文及翻译
原文人当穷时，必有固穷之节与兼善者天下之志，而不以富贵贫贱、荣辱得丧一毫蒂芥于心。夫然后可以处，可以出，可以历颠跌顿踣之境，而建不世之大功。即至没世以后，俎豆尸祝于名山，而其名不敝于天壤。无他，所守者坚，所操者有本也。
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已任。观其之南都，入学舍，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扫室诵读，隐然抱“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之志。故其出也，自秘阁校理以迄参知政事，总离不于先忧后乐，尧舜君民之素心。凡他人之所重，远莫胜者，皆公所取诸其怀者也。窃尝综其生平之遭际计之，无往而非足以催挫其志，而挠败其功者。伏闯争郭后之废，坐贬斥；触吕夷简怒，高若讷辈僭毁之，再贬斥；以祸福顺逆之故擅复元昊书，辄贬斥。即至罢政府，为陕西四路安抚时，言者以危言中公，而有司奏罢公前所施行之事。究其设施，未尽公之大用矣。然历台谏，则功在极言；任州郡，则功在决辑；镇边境，则能寒西人之胆；官枢密，参大政，则能课实效，减任子，兴学校，以革弊于久安，而兴起德行之士。迄今奏议勋业，彪炳史书，虽山林妇竖，无不知文正公之忠义者。惟其立志于困厄之时，经百变而未尝少为屈抑也。
昔诸葛忠武淡泊宁静，自定其志于畎亩之中，卒能跨有荆、益，业分鼎足，危难受托，不惧不疑，为三代以后之王佐。若文正公者，其忠武之流亚与?且讲明正学，延安定胡先生为教授，而以《中庸》授横渠张子。其于理学，能开先矣。宜百世以下，奉祀日隆。而圣祖仁皇帝命从祀庙廷位列欧阳子之右凡以见功业之所从出也隐居求志斯能行义达道士之身处草茅而以天下国家为量者尚以文正公为师法哉。
公本吴人，又尝出典乡郡，有功于吴。故祠堂在吴县天平山之阳，依公祖墓也。壬子夏五，议修故祠,桐城张公命作文正公祠堂碑记，因特揭其大节之不朽者著于石。
(选自《归惠文钞》卷八)
译文人在困窘时，一定要有安于困窘的气节和兼善天下的志向，不能因为一丝一毫的富贵贫贱、荣辱得失而内心郁结。这样以后，可以凭此退隐、出仕，经历困顿坎坷的处境后，建立非凡的功业。即使到了他去世以后，（后人）在名山之中祭祀他，他的名声在天地之间也不会凋敞。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他奉行的原则坚定，操持的品行有根本罢了。
范文正公还是一介书生的时候，就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看他到南都（商丘），进入学校，生活起居和饮食的条件，别人不能忍受，但他打扫房间读书，秉持着“一个人处境不利就是我的罪过”的志向。所以当他出仕后，从秘阁校理一直做到参知政事，没有违背“先忧后乐”的原则。致君尧舜、治理百姓的初心，只要是别人所推崇的，远远比不上的，都是他的胸怀抱负。我曾经私下里梳理他一生经历加以考量，发现处处节节都是足以摧折他的志向挫败他的事业的遭遇。趴伏在殿阁下，为郭后的废黜而争辩，获罪被贬谪；触犯吕夷简的怒火，高若讷之类的人诽谤他，又一次被贬谪；因为祸福顺逆的缘故擅自回复李元昊的书信，就又被贬斥。等到从中央政府中罢免（指庆历新政失败），任职陕西四路安抚时，言官因为他正直的言行而诋毁他，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也上奏停止施行他之前所实施的政策（指庆历新政），考察朝廷的设置安排，并没有充分发挥范文正公的大用啊。但是，担任台谏之官，他就充分表达自己的政见：担任州郡之官，他就安抚和睦百姓；镇守边境，就能使西方之人（指西夏）胆寒；在枢密院任职，参与国家大政，就能督促政治的实效，裁减官员的子弟，兴办学校，来革除在长久安定之中积聚的弊病，重用有德行的士人。到现在，他的奏议和功业，辉耀史书，即使是山林之人、妇人小孩，没有不知道范文正公忠义的。这都是因为他在困顿之时树立志向，经历众多变故却不曾稍徼因此而屈服的缘故啊。
从前诸葛亮淡泊宁静，在田地间定立了自己的志向，最终能够拥有荆州和益州，建立鼎足三分后的功业，在危难之中受刘备的托付，不惶恐不疑虑，成为夏商周三代之后的王佐之才，像文正公这样的，大概也是诸葛亮这类的人吧。并且，（他）讲述辨明正统的学问，邀请胡安定先生（胡瑗）做教授，把《中庸》讲授给张横渠（张载），他对于理学，能开风气之先啊。难怪在百代以后，祭祀一天天隆重起来。圣祖仁皇帝下命让他陪祀在宗庙之中，位置在欧阳修之上，大概能从此看出功业的传承。哎呀，在隐居中追求远大的志向，这样（为官时）就能够依照大义贯彻自己的主张；处身民间（草野）胸怀天下（把天下国家放在心上）的读书人，希望（他们）能把范文正公作为学习榜样（老师和法则）。
范文正公本来就是吴人，又曾经外任掌管吴地，对吴地有功，所以祠堂在吴县天平山的南边，依靠着他的祖墓。壬子夏五月，乡人商议修葺旧祠堂，桐城张公命我写文正公祠堂碑记，于是特地揭示他不朽的节操彰显于石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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