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南十县为名，发兵南下，连破宋军，十一月已抵达黄河边的重镇澶州城北，威胁宋都东京，宋朝野人心惶惶。
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准则力请宋真宗亲征，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抗辽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等人。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一作览)，辽军士气受挫。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宋、辽两军出现对峙局面。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到达南城后，因契丹兵势正盛，许多人又气馁了，主张他停下来观望形势，千万不可渡河到北岸。寇准说：“陛下不过河，人心会更加涣散，敌人的气焰压不下去，怎幺能取胜呢？”正好，寇准出行营遇见高琼,对他说：＂太尉受国家的厚恩，如今国家有难，就不思报答？＂高琼说：＂我愿一死报国。＂寇准马上带高琼返回见真宗，大声说：“陛下如果认为我说的不是事实，请问问高琼吧！”高琼马上接着说：“寇准的意见十分正确，说的都是事实。”寇准趁热打铁，说：“形势紧急，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起驾。于是，宋真宗在文武大臣护卫下过了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将士看到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
两军相持十多天，契丹统军挞览亲自临阵督战，宋军伏弩齐发，挞览中箭丧命。辽军未能在战场上捡到什幺便宜，进退两难，只好派人到宋营求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宋军而不利于契丹，战场上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宋军手中。按照寇准的意图，如果讲和，契丹必须向宋朝廷称臣，并退还幽州。但宋真宗却缺乏信心，害怕打仗，惟求安抚契丹，尽快平息争端。寇准只好同意求和。
辽军这次南侵，其目的只是想对宋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敲诈，因折将受挫，表示同意与宋议和。宋真宗亦希望辽军能尽快北撤，于是遣使向辽求和。十二月，双方达成和议，宋、辽双方互派使者，议定的和约条款规定，宋朝廷每年输送给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尊辽方太后为叔母。历史上把这次议和称为“澶渊之盟”。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此后宋、辽双方在一个时期内，连绵不断的战争获得了暂时平息。而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对宋而言，澶渊之盟不过是以「贿赂」来取和平，甚至可说是丧权辱国。但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这对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有正面的作用。
“澶渊之盟”后，由于寇准坚持抗战有功，宋真宗待他很优厚，非常敬重他。但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其亲征，是把皇帝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从此宋真宗待寇准便越来越淡薄，不予重用。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中国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