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残疾人的散文
腿病引发立志从医念头
李拴州在家拄着铁拐洗手、切割玻璃针瓶、配药、挂吊瓶、找脉插针，忙而不乱。
岭村不大，假若没有李拴州和他的村诊所，这些人就要跑到5公里山路外的吾元镇，或者更远的屯留县城。40年前的李拴州显然没有这样的幸运，甚至因此失去了左腿，那是他命运转折的关口，也是立志从医的开始。
16岁那年，李拴州的膝盖莫名地疼了起来，起初他以为是腿上生疮了，拖了几天痛得实在不行了，去县里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骨肉瘤。紧急的截肢手术后，他失去了左腿。“哪是生疮啊，连骨头都烂了。医生说，再不及时连命都没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李拴州一脸无奈。
正是寻梦的年龄，却遭受沉重打击，李拴州备感消沉、绝望。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因为耽误了病情而落下残疾，而村里又没有一名医生，乡亲们会不会重蹈覆辙呢?他感到了后怕。思前想后，李拴州决定当一名救死扶伤的乡村医生。只有这样才能使乡亲们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有病才能够及时诊治，才不会耽误病情。
于是，伤好之后，他便拄着拐杖去了村卫生所帮忙，这年，李拴州17岁。从此，他从最开始帮医生取药、抓药的学徒工做起，取药、抓药、注射、输液。赤脚医生啥也懂点，但啥也不精。为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初中文化的李拴州买了大量常见病的医学书籍，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就向人请教。最终获得了乡村医生相关资格，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乡村医生。
李拴州的村医一干就是一辈子。由于村子离县城远，村民又以老人居多。38年间，他靠一条腿和一根拐杖走村串户，为10多个自然村的村民看病，淋雨、摔倒是家常便饭。头发花白却满脸微笑，步履蹒跚却医道精良，李拴州成了岭上众口称赞人人感激的好人，他却说这是平常的分内事。
岭村有瘫痪在床的有两人，再加上50多个慢性病患者，每个月每个人需要随访。李拴州每天的任务就是先给需要急诊的病人看病，然后再定期给这些老病号做检查。天天如此，他坚持了38年。
岭村只有400余口人，却分散在十几个自然村里，有的位于山谷处，有的则坐落在山梁上，相隔最远的村子有10多公里路。但无论多远，只要村民有需求，李拴州随叫随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拴州出诊全凭一条腿，同时还要备下三根木拐杖。由于木材不结实，之后不停地更换。因为担心拐杖在出诊途中折断，李拴州每次出门都会拄上两根，还要在家里再备上一根，以防一根坏了后能及时顶上，不耽误出诊。
长年奔波，李拴州究竟换过多少根木拐杖，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索性做了一根铁拐杖，虽然沉重，也不如木头的顺手，但是结实耐用，李拴州说铁的更适合他。1996年，李拴州买了第一辆摩托三轮车，平时村民们有什么需要，李拴州把药箱和拐杖往三轮车里一放，就开着三轮车过去了……十几年下来，车也用坏了3辆。
去年9月，李拴州冒着倾盆大雨，在十几里的山路上摸爬滚打，为了一个患病的妇女;20xx年除夕，张秀萍的儿媳小腿骨折，为尽可能减少病人移动，李拴州在十几厘米厚的积雪里走了半个多小时……他曾跑丢鞋，就为抢救一位呼吸困难的肺气肿患者，也曾丢了拐杖跳着出现在危重病人面前。出诊路上的一次事故，让他仅存的右腿也摔断了，直到现在还打着钢板。山里面手机信号不好，生活拮据的他特意办了两个手机号，分属不同的通信公司，为的就是让村民更好更及时地联系到自己。
近40年里，他记不清自己出诊了多少次和救治了多少病人，但被他救治的每一位病人都记住了他，十里八乡跋涉的6万多公里行医路记住了他，400多名乡里乡亲记住了他，记住了用一根铁拐撑起咱们村里的“120”。
李拴州每月一次要去县里新农合医疗管理中心，乡村公交车是他出行的唯一方式。为的是全村人能及时看病，及时报销。
技在德，术在仁。这道理在李拴州嘴里成为朴素的“行医就是行善，行善不讲利”。李拴州每月仅有400元的乡村医生公共卫生补贴，以及400余口人每年7.5元的基本药物补贴费用，统计下来年收入只有8000元。但他很知足，卫生所里按规定张贴着当地新农合门诊的收费标准，可他除收取药费外，从不收取村民注射费、换药费、出诊费等费用。
李拴州从不进贵药、不开大处方、不图挣钱。在村卫生所，最贵的药不过十多元，最便宜的只有几分钱。“当医生最重要的是良心，行医就是行善。药卖贵了，老乡们承受不起，耽搁了病，我心更不安。”他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
奔波在山路上的李拴州，照顾的不光是乡亲们的身体，还有生活。体弱多病的胡根成老人是村里的五保户，李拴州就成了他的亲人，隔三岔五看望老人，帮他检查身体，很多时候连医药费都不收。还有一次，为帮老人收晒在外头的玉米，他摔进田边的地垄里，头磕在石头上，血流如注。
村里50多人有高血压、4人患糖尿病、4人有精神疾病。400多人的健康档案、过敏史等，李拴州不加思索地如数家珍。但他却忘了老伴患的是癌症，忽略了自己肝脏上的肿瘤，直到无法再拖下去，做了手术。3个月后，李拴州又回到了诊所。
在沈阳上大学时，我曾认识一个来自吉林的外系女生，名叫阿瑶。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她的宿舍，当时她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织手套。普通的毛线，淡紫的颜色，她织得极慢，一针一针，很用心的样子。而那只手套，刚刚织到分手指的位置，可以看出是一只左手的手套。
第二次去阿瑶的宿舍，是在两周之后，她仍坐在床上织手套，还是淡紫的毛线，还是那只左手的，五个指头刚刚织出了一点。我笑着说：“你织得也太慢了，真是精雕细琢!”她抬头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后来，我和阿瑶渐渐熟悉，去她宿舍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见到她，她都在织那只左手的手套。终于有一天，我见她织的手套并不是原来的那只，因为这只手套刚刚织到手指分叉的位置，还是左手的，和原来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你不是又拆掉重织的吧?”她说：“才不是!”然后，她从床下拿出一个小衣箱，打开里面全是手套，有20只左右，都是淡紫色的。原来她织了这么多，其实是织得太快，以致让我觉得她总是在织那一只。
我仔细翻看那些手套，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再仔细一看，我吃惊地发现，那些手套竟然都是左手的!我惊讶地问：“阿瑶，怎么只有左手的?”她淡淡地说：“这些手套都是给我爸爸织的，他只有一只手。”一时间，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怔怔地看着那些手套。
当阿瑶织够30只时，我陪她去邮局给她爸爸寄手套。路上，她告诉我，她爸爸是为了救她才失去右手的。那时，阿瑶才10岁，她爸爸在县城的纸箱厂工作。一个周日，她去爸爸的厂子玩，纸箱厂的生产车间不休周日，她便在车间里看各种机器的工作过程，觉得十分有趣。其实生产车间是不准随便进入的，她是偷偷溜进去的，由于她个子小，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看来看去，她觉得还是爸爸操作的切纸机最好玩：那么厚的一摞纸壳，切刀落下来，便齐刷刷地被切开了。很长的纸壳从流水线上传过来，便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她走近切纸机，抬起头来看那锋利的刀口，手却不知不觉地按在了纸壳上。这时她爸爸转过头来，正看见这一幕，惊骇之下已来不及停下机器。他冲过去，左手拽住她的衣服，而切刀正飞速落下，她的手还按在纸壳上!爸爸情急之下用右手向上一挡切刀，左手一把扯开她，而切刀正好落下，爸爸的右手被切断了……
我听得心惊肉跳，阿瑶也流下泪来。她说：“我家本来就穷，爸爸因此又失去了工作，还成了残疾。后来，伤好之后，他就去砖厂干活，往小推车上装砖坯。砖坯又沉又硬，把他的手磨得不知脱了多少层皮。发的手套太薄，用不了几天就磨破了，我从上初中起，就天天给他织手套。我还做不了别的，就当是赎罪吧……”
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一个多么残酷又温暖的故事。我的心和眼睛，一下都湿润了。
那是南下的火车，我刚结束了一个人在北京的旅行。火车快开动了，这时上来了一个人，拄着拐杖穿过人流，来到我对面坐下。他一边的短裤筒，是空的。我不能否认自己内心略微反感，我当然希望，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漂亮姑娘，而不是一名残疾人。
“能聚到一起就是一种缘分。”他一坐下来就闲不住了，自来熟一样跟旁人聊起来，“大伙儿聊聊天，也当作解解闷。”大家微微一笑。他继续满怀壮志地说起和驴友去西藏旅行的计划，扬扬得意地说起家里的藏獒。他眉开眼笑地说起自己订到的特价机票。他眼睛很小，贼贼的，有一股市侩气。旁边的女生白皙清秀，他用肉麻的话夸她：“你长得很好看。”她腼腆地笑。旁边翻杂志的女子有文艺范儿，他盯着她说：“你还没结婚吧。”“我不像结了婚的人吗?”“不像。”“哪里不像?”他嘿嘿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哪里都不像。”
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吆喝着卖水果。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想买就买，想吃就吃，别等快到站了降半价才买。火车的盒饭也一样，宁可贵点，也不去吃其他东西，就坐这么一趟。旁边家境殷实的小伙点了点头。火车经过大江大河时，他又望向窗外，告诉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看，这是黄河。这是长江。那里有黄鹤楼。“黄鹤楼臭不要脸，1985年建成的就敢来收门票。”他指点江水。又聊到了流行音乐：“我最反感两个歌手，一个是周杰伦，一个是李宇春。”我优雅地点了点头。
好几站过去了，旁边买站票的却一直站着。一有坐票的去上厕所，他便指着那空位，让站久的人休息一下。旁边的女生打盹了，他又把自己靠窗的位置让出来。接着，他又叫我给一个人让座，“年轻人嘛，没事的”。
那人连说不用，我还是站起来了。他又指了指自己的一箱酒，告诉那个人：“嘿，那个可以坐，别放屁就好。”逗得旁人哈哈地笑。
然后就有人试探着，问他的腿怎么回事。他笑说是车祸，差点儿就没命了。“其实我还挺庆幸的，至少还有一条腿呢。”上完厕所回来，他把腿小心提起，搁到我的位旁，问我可以吗，我点了点头。“我还挺喜欢这条腿的，让它休息一下。”他拍了拍自己粗硕的大腿，自顾自地哼起曲儿来：“扫尽天下魔……”
旁边的小伙也开口了，聊起了以前打架的事，似乎劣迹斑斑。但说到有个路人向他借钱求助时，他的神情却天真烂漫，说自己半信半疑还是给了他钱。王大哥笑着摇摇头：“不用想，你肯定被骗了。”天真青年则无奈地耸耸肩。又有人提着行李来入座，王大哥便说：“你个子高，帮她一把吧。”这高个子便站起来，手长脚长的，果然利索。等他坐下，王大哥又啧啧说：“你这身板太瘦了，再胖个二十斤，女孩子都要追着你跑。”高个青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再后来，平时滴酒不沾的我，竟然喝酒了。高个帅哥跟列车员买了两听啤酒。王大哥用小刀割开饮料瓶，当作酒杯。我推辞不了，也就喝了一杯，我们仨干杯了!哈哈。旁边的女生也拿出一些牛筋零食来给我们下酒，很美味。最后，终点站到了，我们帮他提行李，等候来接送的人，终于分道扬镳。
后来，偶尔想起这番旅途，我总觉得有些虚幻，不真实。我有时在想：这个人，是真实地存在过吗?王大哥。他断了条腿，还在说他计划中的旅行，还说他坐南下的火车是来相亲，夸着未来媳妇的漂亮，说他会游泳，还说他救过人。他姓王吗?他家里真有藏獒?他真的打算去西藏。
不过，真假其实不重要。我猜，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旅程了。在旅程中，几个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人，能一块儿聊聊天，煞有介事地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儿，适度地放下警戒和距离感。一节车厢里的这片小空间，一点不闷，充满愉悦融洽的空气。阳光洒进来，话语也温暖了几分。对火车上的这段短暂时光，倍加珍惜，并不随意虚掷和粗糙消磨，而像对待平素日子一样认真诚挚，用力地感受着人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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