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精神的寻踪
“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夏日的午后，车子行驶在浙东高速上，两侧的田园村庄在阳光的照射下灼灼欲燃，鳞次栉比的楼房在这块越中文化的发源地上呈现出一派富庶、盛世的景致。只是在这样一个庸常的日子，没有预约，一群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狭裹着如烈日般赤热的心，渴望走进上个世纪那位伟大而真实的周树人的灵魂世界里，作一次思想的阅读与徜徉。
正如三十年代作家郁达夫所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70年后我们生活在太平街市，正是循着对伟人残缺而深刻的记忆，不愿生命中遗忘的音符如惊鸿一瞥划过浮尘，凭藉对新民主文化的膜拜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寻访一位“战士”文学与人生发轫的起点。“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⑴，如此形而上的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正被这个时代实用化的物质表情渐渐湮没。
走进绍兴，这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绍兴府志》云：“居会稽、余姚之间，地狭而好矜名”，是越文化的凝聚地，魏晋风度、曲水流觞、俊彦辈出，古有稽康、王羲之、陆游、徐渭，现有鲁迅、秋馑、周恩来、蔡元培。伫于岿然屹立的“鲁迅故里”纪念墙前，悲怆而忧愤的鲁迅与我们近在咫尺，却只能仰望，透过先生吞吐的辛辣的烟圈，感觉他犀利的眸子依然射出慑人的神采，这让前来朝圣的注视者有了一瞬间的震撼和隐示，我无端的想起了先生的感慨：“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开口，同时感到空虚”⑵。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鲁迅故居到鲁迅纪念馆，从土谷祠里呼之欲出的阿q到咸亨酒店赊酒的孔乙己，鲁迅生于斯长于斯，人生意义上与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在我的眼里、心里不断的契合。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大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13岁那年，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周伯宜举人被废，从此抱病，家道至此中落；16岁父亲病故，由封建大家庭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饱尝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小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⑶。十八岁的鲁迅怀着屈辱离开故乡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第一次接触了西方文化，他的自我意识和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从这时渐趋形成；二十二岁的他远赴日本留学，深受进化论和尼采哲学思想的濡染，在异域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研究，；二十六岁被母亲“骗”回绍兴与山阴朱安结婚，一场旧式的荒唐婚姻从此网住了他……
尼采说过：“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鲁迅“从旧垒中来，”亲身领教了封建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毒害，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之上，经过独特的审省，对其浸润下病态的国民性才会揭示得如此彻底和清醒。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旧中国黑暗封建压迫制度下的“奴性”选择，鲁迅态度是渗透着悲悯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为新文化运动助阵呐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便终其一生对“为人生的文学”作出了穿掘和坚守，“……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⑷。他的文化理想和精神立场放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对应这个充满困惑的人类生存空间，依然能够引起人们深深的震撼和思考，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开拓者，他不曾与后人相离须臾，尽管生前他一直希望自己“速朽”。
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鲁迅路，一条青石板路古朴平实，粉墙黛瓦，竹丝台门，历史的风韵与现实的纷扰相互传承，厚重的历史不经意间就被轻盈的人流所消解。离开绍兴，心灵穿行在蜿蜒的精神教泽的历程中，我察觉丰富而博大的鲁迅御风而来，真实鲜活。鲁迅曾对朋友说过他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是用文学与艺术的灵魂去剖析人生，剖析自我，“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⑸。直面人生、承担责任是鲁迅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作为21世纪的后来人，我们尽情体验着物质文化所带来的松弛和享乐，同时也给内心带来了贫乏和空虚，消弭的是对现实环境精微的洞察和警觉，精神与理想仿如孤岛，于我们既接近又遥远，生存的责任与意义横亘在“虚空”里，麻木而抽象。在日益世俗化的消费大潮面前，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省节节退后，文字若失去了精神的滋养，常常是一朵私密把玩媚俗的闲花，缺失的正是一种高阔、幽远、悲悯的人性情怀。
走马观花阅读了鲁迅，回头寻索，有一束目光如芒刺照彻后背，那是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望向“宽阔光明世界里”⑹的鞭策和激励的目光。
注释:
⑴《这也是生活……》
⑵《野草》题辞
⑶《呐喊·自序》
⑷《呐喊·自序》
⑸《坟·写在〈坟〉后面》
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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