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格总裁孙健君：活在细节之上
派格总裁孙健君：活在细节之上
如果你第一眼见到孙健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高大结实的身体，估计就是他脸上显眼的两颗痣。如果你第一次听到他说话，无论是说汉语还是英语，给你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他并不标准的发音。这只是开始，如果你还能不断地跟他接触，那就等于不断地发现，如果把他比作矿藏，他肯定是一座富矿。 不过细数孙健君的经历不是件明智的事情，那会是一本厚重的传记才能承载的容量。或许那些值得讲述的故事会在别人的文字里得以重现，或许它们只会永远地留在孙健君的脑海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逐渐远离了迷恋于细节的阶段。这出于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出于角色的转变。 要数全孙健君40多年来扮演过的林林总总的角色，恐怕连他自己都很难做到，而要弄清楚这背后每一次念头转变，那完全是个奢望。当你总算理解了一个躲在被窝里看古典小说，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听古典音乐的少年，忽然他已经是一名为生计忙碌的大提琴手了；当你对一个大学教师的生活略有所知的时候，他却放下教鞭只身上美国再次当起了学生；当你想了解一个硕士毕业生为何以摄影为生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回国投入商海了。 这就是孙健君，一个工农商学兵占全了的孙健君。 其实，他的记忆力再好不过了，能够准确地记得多年前的小之又小的事情。而如今，“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动荡已经成了往昔，在说“天凉好个秋”之前，孙健君都将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接踵而至的事务中。十年来，为了把自己一手组建的派格环球影视文化公司拉扯大，他几乎舍弃了工作以外的一切，就连那些挤出时间来所做的回忆，都带着些须的疲倦。 从飞机上跌落的幻想 美国，很多人的梦想之地。对孙健君来说，美国却是一个他幻想跌落，又重新升起的地方。 中国兴起出国热的时候，他正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教书。在别人的“言传身教”之下，孙健君试着跟美国的学校联系，陆续寄出了一些自己的资料和录音带之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七个大学提供的奖学金。“我选择了其中一个很小的大学，原因很简单，他们给了我全额奖学金，管吃管住，学费也全包。”那个大学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东墨西哥州大学，位于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交界处。 1986年，对于已经活跃在文化界、见过不少世面的孙健君来说，出国也意味着满脑子的美好幻想。于是，就这样出发了。这幻想随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47登上了蓝天。"747飞洛杉矶之后需要转机，我换乘了一架中型小飞机，只能坐八九十个人。"他又坐著这个中型飞机到了凤凰城，荒凉感慢慢逼近了。"哪知道到了凤凰城之后，我才知道我要换的下面一架飞机更小，只能坐四十多个人，坐著这架小飞机我们一直飞到新墨西哥州的首府。事情到此仍旧没完，我还得换飞机。这时，我要换的飞机就更小了，只能坐九个人，感觉已经和喷 农药飞机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天，机舱里只坐了四个人。就这样，孙健君终于和戴着牛仔帽、拎着大皮箱的三个乘客飞到目的地——普涛勒斯。“飞机降落了，周围是沙漠、荒野，别人指著一座简易的平房告诉我说‘那就是候机大厅’。这时我看见机场人员把我的两件大行李从飞机上‘噹’地扔下来，然后用一辆平板车推进了‘候机大厅’。” 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个大胡子老头和一个北京去的女孩，大胡子就是孙健君的导师。导师开车带他去学校，“我们的车开了三十多分钟都没有看到一栋房子，那一刻，我的心都凉了。”那时，惟一让他觉得亲切的是城市里的一块大牌子，上面写著：“我们总共只有二十多万居民，其中只有一到两个人不太友好，其他都是好人。” 孙健君在这个民风淳朴的小城市念了半年书，第一个暑假就去纽约打工了。只有一两个人不太友好的小城激起了他白手起家的劲头，这劲头一直延续到今天。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在纽约洗碗、当服务员、送外卖……，凡是能想到的此类脏活、苦活几乎都做过。他在纽约打工的时候开始考虑转学，并且在暑假结束之后顺利地转学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院艺术系，直到硕士毕业。 “计件”摄影师 从加州大学毕业后孙健君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在美国拿到关于艺术美学的学位其实并不有助于去找任何工作。除了就去博物馆，就是继续念博士然后去教书。可就在这时候，机缘恰巧落到了孙健君头上。 孙健君有着众多的爱好，摄影是其中之一。一天，他拿了几卷有关建筑的胶卷，像往常一样去一家冲洗店冲印，与往常不同的是，那是他第一次使用反转片。可冲洗店按着习惯把老顾 客的胶卷当成负片冲洗了，其中的一卷就这样泡了汤。“那个店的老板是个美国一流的摄影师，他看了我的照片，说‘真的非常棒，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赔偿你。’最后他说‘我提供你设备和所有费用，你再去重拍一次。’我拍完后一个月，他突然给我寄来一封信，说‘我把你的作品拿去参加一个国际摄影比赛了，你的作品获了银奖。’” 这突如其来的银奖让孙健君获得了一套放大设备，也让他充满了信心。他拍摄了更多的照片，包罗万象。其中给一个台湾朋友的妻子拍过一组，他们把照片放大了挂在墙壁上。他朋友的朋友开家具店，看到了照片，很高兴，说“我们有一组家具想拍广告片，正愁找不到人呢。”于是就把孙健君找去了。直到现在想起来他都不禁要呵呵地笑：“在他看来不管拍什么内容，只要能拍照就行！”。 那一次他挣了2000多美元。"我们奖学金一月才1000多块钱，那时候大学刚刚毕业。觉得，哎哟！这还能挣钱。于是就来劲了，就开始猛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孙健君跑了美国48个洲，拍了20000多张照片。然而，赔钱的日子很快就来了。"设备的投入没有止尽，感觉挣的钱永远不够你买东西的。" 为了挣钱，他拍过自认为最低档的照片。他第一个固定的摄影工作是专门给小孩拍照，类似于工厂“计件”工作。“美国每当圣诞节前，小孩子都要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寄照片。那是最忙的时候，我最多的一天拍了370个小孩。拍照片也是跟人打交道，你怎么能在一分钟之内把小孩给逗笑了就是你的本事。快门全是遥控的，那里有十套背景，卷帘布哗一拉就换一套背景，你惟一要做的就是引小孩笑。后来很有经验了，再哭再闹的孩子都难不倒我，我有他们吃的、看的、玩的全套设备。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绝对可以被评为摄影公司的优等员工。" 沿着曲线前进 关于一个人的事业，孙健君有着自己的理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这样，5%的人分享95%的资源，而95%的人只能分享剩下的5%。当你挤进那5%的人当中，你的起点就会很高，你的空间就会很大。" 孙健君从95%的人群中挤了出来。他拍美国的水晶大教堂的时候，老板预先给了10000美金。他调动了直升飞机，并让四辆消防车给地面洒水，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各种胶卷都用上了。这些作品后来作为礼物被罗马教皇收藏。他成功的作品越来越多，他的名字出现在"世界摄影年鉴"，先后获得国际上权威的17项大奖。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学过专业摄影的人来说，这已经很让人满足了。然而对孙健君来说却不。衣食无忧的他心里藏着一个更钟爱的事物，那就是电影。“电影是这个时代最综合的东西，文化元素上最齐全。它跟高科技相结合，它的商业性是巨大的，它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品牌效应也是巨大的。”的确，他从美国回来就是想做电影，他的公司最先是跟北影合资的，他做的第一个节目也是跟电影相关的《环球影视》。这10年来，孙健君最熟悉的人也是电影圈子的人，跟姜文、张艺谋、和平、冯小刚等人都是真正要好的朋友。他在国内做的最多的活 动也是跟电影相关的，比如华表奖，大学生电影节。 为了接近自己钟爱的工作，孙健君做了各种努力。在美国时，他在摄影之余去好莱坞给一些小电影打工，积攒经验。1994年，他带着他的合伙人和一腔热情回到了中国。"我原先是想回国从事电影高科技这块，但是到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国内的高科技还处于简单的影象叠加阶段。我们再到北影的特技场地一看，发现那里简直只是个木工房一厢情愿的想法落空了，美国的合伙人都回去了。" 孙健君也失望地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在飞机上，他跟临座的美国人聊起了自己的新想法，而对方恰恰对此发生了兴趣。到美国进行再次沟通后，临座的陌路和另外一个朋友成了孙健君的合伙人，孙健君和他的合伙人拿着两三百万美圆再次踏上北京土地的时候，在幸运之余，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踌躇满志。 “刚到北京时，除了我的合伙人，我不认识一个人。最初的一年，我请人吃了400顿饭。公司每一项目的成功都是下一项目的积累，我像一个信用卡消费者一样，一步步积累起公司的信用额度。我随时提醒自己，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将减少信用值。"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超过了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想到了以电视的方式来介绍电影，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以拍电影的方式拍摄电视栏目，最初的资金投入是当时电视节目的十多倍。那最初的成果就是两期《环球影视》，也正因为如此，节目在国内的电视领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荣辱之外 至今，孙健君都把做电影看成自己最高的理想。“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做制片人，这工作需要把握全局、各方面调度的巨大能量。对我来说，第一，能否做好电影，是一个问号；第二，能否找到投资，是个大问号；第三，能否把人家的投资给挣回来，赢利，这是个更大的问号。那可能会成为我一辈子的梦想。如果真是做不到也并不遗憾。” 比起十几年前，孙健君的心态成熟了很多。派格环球影视文化公司从一个创建时资产不过千万、员工不过几十的小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亿资产规模和三百余名员工的民营传媒大企业。孙健君深知民营企业的局限，他说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甚至无法公司给公司建立一个五年计划，但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我不奢望得到轻易成功的环境，我的命没有那么好，我注定要做脏活、苦活、累活、难活。反过来说，很多人不愿意付出这么多，我们的竞争就小。如果一件事情很容易就能成功，我就会提心吊胆，因为那样我们就很容易被别人取代。” 其实孙健君更多地还是喜欢总结，喜欢说理论，那些属于他自己的理论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所谓经验就是可以重复的道路，成功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提高办事效率。这对现在的我非常重要，公司做到不大不小中间阶段的时候总是最累的，我即要做管理的工作，又要做艺术监督的事情。” 或许事事亲历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做过最下层的工作，他也曾跟多国总统、总理直接打交道。多年的磨砺让他不再轻易狂喜或沮丧。“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在傍晚的时候把打工服洗刷洗刷干净，然后去剧院听最高雅的歌剧。有时候，上午在打工的地方被老板训斥，被骂成懒猪，下午到了大学讲课，获得满堂喝彩。这都非常正常。” “最重要的是做到自己的最好。” 孙健君仍记得在美国做摄影时一个同行对他讲的一番话：你要和自己比，而不要和别人比。“我曾经拍过一些商业照片，当时，连花钱来买我照片的人都觉得很满意了，但我的这个朋友看了片子后对我说‘不行，你还得重拍，你应该比这个拍得更好。你身旁有很多你的敌人，他们在等著你犯错，他们可能在你的照片出手的第二天就会去和买家说：‘瞧，这个地方这样拍会更好。’所以，你必须做到自己的极限水平，必须直到你自己完全满意了才把东西交出去。”这最后的话，或许是在说他的作品，但听上去也像是在要求他最终的作品——一件名叫“孙健君”的完美作品。(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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